罪犯婚姻权解读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江苏省司法警官学校 胡配军


摘要：罪犯的婚姻权是我国刑事法律未明文剥夺的一项权利，但这项权利与罪犯的人身密切联系，人身不自由时，权利的行使便很困难。因此，在民政部将罪犯婚姻还权于囚时，如何运作便是一个值得慎重的问题。
关键词：婚姻权、天赋性、条件性、非派生性、非对等性
在刑罚日益走向文明改造罪犯的今天，把罪犯的应有权利还给罪犯，让罪犯享有未被法律限剥夺的应有权利，这本是理所应然。2004年月日民政部《关于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意见》对服刑人员结婚登记突破了1982年公安部对相关问题的尘封，明确规定服刑人员结婚登记的实施办法，使服刑人员的结婚问题得到了法律明示许可。以此解读罪犯婚姻权，笔者认为，《意见》虽然解禁了罪犯的婚姻登记，但并不意味着罪犯婚姻权的全面开封，对罪犯婚姻权的今后解读，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一、罪犯婚姻权的天赋性
婚姻权是基于婚姻自由而产生的一种权利，婚姻自由的天赋性决定了婚姻权的天赋性。每个公民无论他处于什么样的身份、处于何种境地，婚姻自由与权利都是与身共存的，在法律许可的条件下，他有结婚或离婚的权利与自由，他有自主选择婚姻对象的权利与自由。在这一层意义上，任何个人或组织不能对他人的婚姻权进行干预。每个人都应当而且有权自主婚姻，法律对个体这种天赋的婚姻权不能进行剥夺，只能进行保护。罪犯的婚姻权也是如此，无论他犯下什么样的罪行，无论他受到什么样的刑罚，婚姻权都将与身俱在。法律无权剥夺，也不便于剥夺。罪犯自身状况的复杂性表明对罪犯的婚姻权进行任何强制剥夺既不人道也不可能。因为不少罪犯在服刑前已拥有婚姻家庭，如果剥夺罪犯的婚姻权，是不是要强制已婚罪犯立即离婚？天赋的婚姻权只有在年龄不足、身体不许可的情况下才能被限制实现，不应当因为犯罪这个原因而导致丧失。在《意见》出台之前，我国历来的法律只有1982年公安部的《监狱劳改队管教工作细则》文件未婚罪犯的结婚予以禁止性规定，“犯人在关押或保外就医、监外执行期间，不准结婚。”仔细研读这一规定，笔者认为，其实这一规定并没有剥夺罪犯的婚姻权（根据权力归位理论，公安部本身也无权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只是对未婚罪犯的结婚登记从权利上予以限制，而罪犯对婚姻自由、自主、不受强制、胁迫的权利仍然存在。已婚罪犯婚姻权的既成事实更是无法改变。当然得承认，1982年公安部的这一规定容易让人们理解为是对罪犯婚姻权的剥夺，尤其是对未婚罪犯，如果不能登记结婚，婚姻的过程就无从开始，就谈不上婚姻权的行使。纵然如此，《意见》的出台也足以让人们相信罪犯在婚姻权问题上，是当然的有权主体，罪犯有权行使婚姻权。从历史上看，古今中外的法律还没有哪一部法律明文剥夺罪犯的婚姻权。在婚姻权问题上，罪犯与普通公民一样有着天赋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我们解读罪犯婚姻权必须坚持的基本理念，也是我们人性化改造罪犯、倡导并保障罪犯合法权益的必然认同。
二、罪犯婚姻权行使的有条件性
婚姻权是一种人身属性极强的权利，它与人身自由权密切相关，由于罪犯没有人身自由，所以尽管在婚姻权的享有方面，罪犯与普通公民都一样是有权主体，但罪犯的婚姻权的行使和普通公民相比，存在着条件上的差别。普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限制，婚姻权的行使主要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除了法定的条件以外，不需要附加任何其他的条件。而罪犯婚姻权的行使，则不能如此简单。首先罪犯的婚姻登记就不仅是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事，具有非独立性。监狱必须依照自己的职责，行使应有权力。如为了确保安全，防范脱逃及其他危险，罪犯的婚姻登记必须是有监狱民警看押的登记。其次，罪犯在履行完法定的婚姻登记手续，获得法律对婚姻的认可后，不能象普通公民那样举行结婚仪式，用一种公开的形式获得世俗的婚姻关系认定。婚姻关系的产生只是合法难以合俗。法律能够给予罪犯的婚姻权只限于登记结婚，完成登记过程，罪犯仍须回到监狱接受监管改造。第三，罪犯出监的非自主性。罪犯的婚姻登记不能在狱内完成，只能在民政部门的办公场所进行。罪犯必须出监履行婚姻登记手续，而罪犯的出监是有严格的条件限制的。罪犯能否参与结婚登记，以罪犯是否有社会危险性为前提。只有在确定罪犯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条件下，才能让罪犯参加婚姻登记。另外，罪犯的婚姻登记应有已服刑时间的限制，刚入监的罪犯不宜准予结婚登记，至少应当在服刑6个月后才可以同意其实施结婚登记。第四，普通公民的结婚已无须向单位或其他有关组织提出申请，而罪犯在结婚时，必须履行结婚申请程序，只有在通过监狱的审查并由监狱作出专门安排后，罪犯才能参加结婚登记。
三、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
婚姻权与同居权、生育权相互关联，没有婚姻权，就不存在同居权、生育权。同居权、生育权都是由婚姻权派生出的权力。普通公民的婚姻权，当然派生着同居权、生育权，但罪犯婚姻权却不能派生，罪犯与配偶只能登记结婚，不能享有同居权、生育权。监狱现行的特优会见，并不是罪犯与配偶的同居权的体现，它有同居的事实，也是以同居权为基础，但它更多的是体现为一种罪犯处遇，因为在服刑罪犯中，已婚罪犯并不是个个都能享有特优会见，只有改造表现好，服刑达到一定期限者，才能与配偶特优会见。生育权更是不能派生，因为如果罪犯在服刑期间享有了生育权，就会出现女性罪犯在狱内生育的非法律许可现象。我国法律禁止父母亲带着子女在监狱服刑。从刑罚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与剥夺来看，限制与剥夺人身自由主要体现为对行为自由的限制与剥夺，由限制与剥夺自由而生的是对罪犯社会交往权的限制，罪犯在服刑期间没有与他人交往的自由，罪犯的同居权、生育权都属于罪犯的社会交往权，这些权利都处于限制之列，罪犯不能自由行使。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把这种社会交往的权利也还给罪犯，那么刑罚还能罚什么？刑罚的威严又怎么体现？谁还害怕刑罚？监狱又如何完成惩罚与改造罪犯的重任？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表明了罪犯婚姻权的非完整性。在整个婚姻存续的过程中，罪犯的婚姻权只是有限婚姻权，普通公民因为婚姻而获得的其他许多权利，在罪犯身上都处于封存状态，服刑期间不能自由行使。在此有必要指出，法无明文剥夺则有权是当代社会的普遍公理，对于任何一个普通公民而言，这一公理都当然适用，但罪犯不是一般公民，而是有罪在身的特殊公民，从权益维护与保障来讲，我们把罪犯当作权益维护与保障的弱势群体，要更加注重对他们维权。但维权应当维护的是罪犯的应有权利。这种应有权利并不是所有未被法律明文剥夺的公民权利，有些公民权利，由于相互间的制约与依附，限制了一种权利，就会导致其他许多权利无法行使，这时应当理解为这些权利都属于受限制或剥夺，法律无须就此再专门列举。再说，许多权利在不断派生新的权利，相对静止与稳定的法律来不及对此进行收集并罗列，而从法理上讲，这些权利的行使又都以已经被剥夺的某一权利为行使前提，则这些权利当然都应属于不能行使的权利。认识了这一点，我们才可能理解罪犯婚姻权的非派生性。
四、罪犯婚姻权利义务的两重非对等性
权利总是与义务相对应，具有对等性。公民婚姻权在婚姻关系内，其义务对象为配偶；在婚姻关系外，其义务对象是社会非特定的有关人和组织。罪犯婚姻权利义务虽然也牵涉到配偶与社会非特定的个人或组织，但在权利义务的对应关系上，明显存在着两重非对等性。
一是罪犯与配偶在婚姻权利与义务上的非对等性。法律上罪犯婚姻关系的成立，同时产生罪犯与配偶相互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然而刑期未满之前，罪犯在行使了有限的婚姻权外，对婚姻义务除了忠诚以外基本上都无法履行，这就在客观上造成了罪犯婚姻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婚姻中的义务，多数都由罪犯的配偶对罪犯承担，罪犯无力也不可能为配偶承担义务。罪犯婚姻权利与义务的非对等性，为罪犯婚姻家庭的存续与稳固带来了隐患。许多已婚罪犯正是由于自己服刑而导致家庭的破裂，家庭的破裂又给罪犯的改造蒙上了阴影。对于那些入监后新登记结婚的罪犯，监狱民警更应当有所防备、适时教育与引导。婚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谁也无法保证所有罪犯与其配偶的婚姻登记都是非常理性的产物，步入婚姻殿堂后，独守空房的配偶是否能够长此以往忠贞不渝？罪犯的婚姻家庭到底能支撑多久？这将是非常现实的问题。监狱民警和罪犯都不能不思考。如果忽视了这些，我们就可能忽视了一个影响监管安全的重要间接危险因素。
二是罪犯婚姻权利与监狱义务的非对等性。罪犯许多权利都以监狱为义务主体，只有当监狱履行不作为或作为的义务时，罪犯权利才能得到实现。但在罪犯婚姻权利上，罪犯的婚姻权利却不能对应监狱的法律义务，监狱可以创造条件，帮助罪犯进行结婚登记，但这不是监狱的应然行为。监狱根据监管安全和改造罪犯的实际需要，有权决定自己对罪犯行使婚姻权是否予以帮助。从这一意义上讲，民政部的《意见》赋予罪犯的婚姻登记的权利不能对抗监狱对罪犯的刑罚权力，监狱对罪犯的刑罚权具有优位性。
胡配军，男，1966年出生，江苏大丰人，汉族，1991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研究生院中国近代史专业。现为江苏省司法警官学校高级讲师，曾参编著作多本，在各级各类杂志上发表论文20多篇，多次荣获学术研讨活动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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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卫生局


市卫生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站）工作规定》的通知



各区县卫生局、各医疗救护中心（站）：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本市院前医疗急救工作，提高各医疗急救中心（站）的院前医疗急救和应急救援的反应速度和救治能力，现将《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站）工作规定》下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上海市医疗救护站工作有关规定》（沪卫医政〔84〕第8号）自本文下发之日起废止。

　　市卫生局
　　二○○四年十一月十七日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站）工作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院前医疗急救工作，促进本市院前医疗急救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提高各医疗急救中心（站）的院前医疗急救和应急救援的反应速度和救治能力，为市民提供优质、高效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特制定本规定。
　　一、医疗急救中心（站）的基本任务
　　（一）各医疗急救中心（站）的基本任务是：为市民提供日常院前医疗急救服务；本市重大突发性灾害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的现场紧急医疗救援；国际国内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的院前医疗服务保障以及上级部门指派的其它相关医疗保障任务；对市民开展急救知识的宣传、普及和培训。
　　（二）各医疗急救中心（站）承担本市院前医疗急救服务，应坚持“救死扶伤，全心全意为病人”的服务宗旨，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为病人提供快速、温馨、便捷、优质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
　　（三）各医疗急救中心（站）负责对伤病员实施现场医疗急救和快速护送转运。通过现场急救，维持伤病员基本生命体征，减轻伤病员痛苦，稳定伤病情，防止再损伤，降低伤残率和死亡率，为伤病员的院内救治提供条件。
　　二、急救服务管理
　　（一）按照区域划分和就近救护的原则，各医疗急救中心（站）负责服务区域内的院前医疗急救工作。
　　市医疗急救中心负责对各区、县医疗急救中心（站）开展业务指导，并结合本市院前急救实际，修订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积极开展院前医疗急救教学培训和科研工作，提高院前医疗急救机构人员的管理水平和专业技术素质，通过组织实施规范化管理，提高院前医疗急救质量。
　　（二）各医疗急救中心（站）实行24小时医疗急救服务制度，随时负责受理服务区域内市民的呼救，提供院前医疗急救及其他相关救援服务。
　　（三）各医疗急救中心（站）应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明确职责，实行岗位责任制，建立业务考核制度，规范院前医疗急救工作，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
　　（四）各医疗急救中心（站）应加强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监督管理，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规定，制定医疗事故防范和处理预案。
　　（五）各医疗急救中心（站）工作人员应按规定着装，注重仪表仪容，在实施医疗急救服务中应做到主动热情，态度和蔼，文明服务。
　　三、急救资源配置
　　为了保证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有效开展，各区县医疗急救中心（站），应按照《上海市区县医疗急救中心（站）基本建设标准》（沪卫医政〔2003〕181号）的规定和要求，配置与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相适应的急救装备。
　　（一）通信装备
　　建立性能良好、畅通的通信系统，包括有线、无线通信网络，并根据自身业务发展需要，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有计划地装备院前急救服务的GPS卫星定位与GIS电子地图系统。
　　（二）车辆配置
　　根据服务区域的院前医疗急救服务需求和任务状况，逐步配备与之相适应的救护车数量，以满足医疗急救服务的需要。按有关部门的规定，加强对救护车的管理，保证良好的车辆性能和车容车貌。建立车辆维护保养、更新报废制度和车辆维修保养技术档案。
　　各医疗急救中心（站）的救护车，应统一标识。
　　（三）医疗装备
　　根据院前医疗急救服务的职责与任务和各辖区内不同的急救服务需求，按急救型和普通型救护车的不同装备要求，配备急救医疗设备和药品，保障现场和转运途中医疗急救工作的有效开展。
　　（四）人员配备
　　每辆救护车应至少配备急救医师、驾驶员和专职担架员各一名。
　　急救调度人员应掌握医疗急救调度相关专业知识；急救医师应熟练掌握医疗急救的基本理论和操作技能；驾驶员与担架员应接受基础急救技能培训，以协助急救医师开展现场医疗急救的辅助工作。
　　四、基本服务要求
　　（一）受理调度
　　各医疗急救中心（站）调度中心（室）调度人员应按规定及时受理市民的呼救，记录呼救相关信息，调度呼救相关区域的救护车，做到合理、有效派车。如遇繁忙时段，确实无车可派时，调度员应充分尊重呼救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明确告知，耐心解释。
　　（二）现场急救
　　急救人员应服从调度人员的调度指挥，在执行任务前做好有关急救医疗设备、药品、车辆的日常相关检查。
　　救护车到达呼救现场后，急救人员应按规定携带好现场急救所需的急救医疗设备、药品，快速到达伤病员身边，按院前急救医疗规范的规定和要求，有序、有效地开展现场救治工作。
　　（三）护送转运
　　对需护送转运的伤病员，应按“就近、快速送院”原则，以最快速度将患者就近送至区（县）二级及以上具备急诊综合救治能力的医疗机构，也可送至病人（家属）指定的本市医院。对传染病、精神病、中毒等专科疾病应送往相关的专科医院。在转运护送途中，急救人员应继续做好急救伤病员的病情观察、途中救护和护理等工作，但任何医疗检查都不应影响快速转运。
　　急救医师在工作中应按规定履行告知义务，如遇伤病员（家属）不愿送院或要求转送指定医院的，应要求伤病员（家属）在《院前急救病员、亲属签字单》上签字确认。
　　在现场急救和护送转运中，发生影响院前医疗急救工作开展和护送转运的情况，可请求有关部门予以协助解决。
　　伤病员出院因行动不便需用救护车送回家或要求送往机场、车站、码头等处的，原则上在保证急救病人用车的前提下，可酌情派车。
　　（四）医院交接
　　急救伤病员护送至医院后，急救医师应及时与接受医院办理伤病员病情交接手续。各医疗机构应及时做好病人收治和院内抢救力量的准备，保持“急救绿色通道”的畅通，保证伤病员院前和院内救治工作的连续性。
　　（五）开具死亡证明
　　在急救现场经急救医师检查确诊已死亡的伤病员，按有关规定和要求现场开具《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对死因不明或疑为非正常死亡者可请求有关部门协助处理。
　　五、应急医疗救援
　　各医疗急救中心（站）必须制订相应的应急医疗救援预案，明确组织领导、报告制度、急救装备和现场救援指挥等，并定期组织培训和演练，切实提高各院前医疗急救机构的急救水平和对突发灾害性事件的应急救治能力。
　　市医疗急救中心负责重大突发性灾害事件院前紧急医疗救援的统一指挥与协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