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财政局


北京市财政局转发财政部关于发布职工医疗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的通知
北京市财政局



各区、县财政局：
为规范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经办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的财务管理，现将财政部财社字（1996）172号“关于发布《职工医疗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贯彻执行。

财政部关于发布《职工医疗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的通知（财社字〔1996〕17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
为规范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经办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的财务管理，根据《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体改委等四部委关于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扩大试点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6〕16号）精神，制定《职工医疗保险基金财务制度》，现予以发布，请遵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
，请及时告知我部。
附件：《职工医疗保险基金财务制度》
一九九六年十一月十八日

附件：职工医疗保险基金财务制度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经办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的财务行为，维护职工利益，根据国务院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经办的职工医疗保险基金。
第三条 本制度所称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是指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向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收缴的，以及通过其他合法方式形成的用于保障职工基本医疗的专项基金。
第四条 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纳入预算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挤占和挪用，也不得用于平衡其他财政收支预算。
第五条 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要认真贯彻和执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依法筹集和使用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做好职工医疗保险基金预算、决算、核算、分析与考核等项工作，如实反收职工医疗保险基金财务状况；做好控制、监督、检查工作；严格遵守财
经纪律，确保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的安全和完整。
第六条 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有权根据工作需要，要求用人单位提供在职职工人数、职工工资总额、离退休人数、医疗费用等原始数据，以保证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的及时、足额收缴。

第二章 基金预算
第七条 职工医疗保险基金预算是指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根据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实施计划和任务编制的、经法定程序审批的年度职工医疗保险基金财务收支计划。
第八条 预算的编制、审批和执行。
（一）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于年度终了后，根据上一年度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的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支预测，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职工医疗保险基金预算草案。
（二）编制年度预算草案要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的报表格式、时间及编制要求进行。
（三）职工医疗保险基金预算草案编制完成后，经主管部门审核汇总，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后，列入同级政府财政预算。
（四）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按照批准的预算，筹集和使用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在执行过程中遇特殊情况需要调整预算时，应由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编制预算调整方案，由主管部门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并报同级政府批准后执行，但调整后的预算仍应保持收支平衡。
（五）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按期向主管部门并通过主管部门向同级财政部门报告职工医疗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财政部门应逐级上报预算执行情况。

第三章 基金筹集
第九条 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纳。
第十条 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入由用人单位缴纳医疗保险费收入（包括用预算安排的公费医疗经费缴纳的医疗保险费，下同）、职工个人缴纳医疗保险费收入、利息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下级上解收入、转移收入、财政补贴和其他收入组成。
用人单位缴纳医疗保险费收入是指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向用人单位收缴的职工医疗保险费。用人单位的医疗保险费按照本单位在职职工工资总额和规定的缴费率由用人单位按月缴纳。
职工个人缴纳医疗保险费收入是指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向职工个人收缴的职工医疗保险费。职工个人医疗保险费按照本人工资和规定的缴费率由用人单位从本人工资中按月代为扣缴。
利息收入是指财政部门将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存入财政“医疗保险基金”专户和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在银行开设的“医疗保险基金收入”户、“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户以及购买国家债券等取得的利息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是指上级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拨入的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下级上解收入是指下级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上缴的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转移收入是指职工调入本地区，其个人帐户医疗基金随同转入等收入。
财政补贴是指同级财政部门给予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的补贴。
其他收入是指滞纳金及财政部门核准的其他收入。滞纳金是指因用人单位拖欠缴纳医疗保险费而按规定收取的费用。
第十一条 第十条所列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入项目按规定分别形成社会统筹医疗基金收入和个人帐户医疗基金收入。
离休人员和老红军纳入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范围的，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入项目应按规定分别形成离休人员和老红军医疗保险基金收入、社会统筹医疗基金收入和个人帐户医疗基金收入。
（一）社会统筹医疗基金收入是指按规定计入社会统筹的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包括用人单位缴纳的部分医疗保险费、上级补助收入、下级上解收入、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利息收入、财政补贴、其他收入。
（二）个人帐户医疗基金收入是指按规定计入个人帐户的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包括用人单位按规定为职工缴纳的一部分医疗保险费、职工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费、个人帐户医疗基金的利息收入及转移收入等。
（三）离休人员和老红军医疗保险基金收入是指按离休人员和老红军前三年平均实际支出医疗费用从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划出，实行单独管理，专项用于离休人员和老红军的医疗费支出的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入。
第十二条 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缴，使用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缴库凭证。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缴纳的医疗保险费由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根据核定的缴款数额，填写缴库凭证从用人单位开户银行按月缴至国库内“医疗保险基金”专户；所缴零星或小额款项可先缴至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在银行开设的“医疗保险基金收入”户，然后社会医疗保险
事业机构再按月汇总缴至国库内“医疗保险基金”专户。小额款项的具体标准由地方财政部门规定。
缴入国库的医疗保险基金，应按规定转入财政部门在指定银行开设的“医疗保险基金专户”。
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的“医疗保险基金收入”户除缴付国库内“医疗保险基金”专户外，原则上只收不支。
第十四条 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应按照政府核定的缴费率及时、足额收缴，不得擅自减免。

第四章 基金支付
第十五条 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支出管理的原则是“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第十六条 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应执行国家规定的项目和标准，任何地区、部门、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擅自增加开支项目和提高标准。
第十七条 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支出项目包括社会统筹医疗费支出、个人帐户医疗费支出、离休人员和老红军医疗费支出、利息支出、上解上级支出、补助下级支出、转移支出等。
社会统筹医疗费支出是指自付医疗费比例超过规定限额的职工个人、退休人员，按照规定报销比例应由社会统筹医疗基金报销的医疗费以及二等乙级以上革命伤残军人、患有国家认定特殊病种或实施计划生育手术及其后遗症应由社会统筹医疗基金报销的医疗费支出。
个人帐户医疗费支出是指按规定应由个人帐户支付的职工个人医疗费支出。
离休人员和老红军医疗费支出是指离休人员和老红军按规定报销的医疗费支出。
利息支出是指发生临时借款时的利息支出。
上解上级支出是指上解上级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的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补助下级支出是指拨付给下级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的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转移支出是指职工调离本地区，个人帐户医疗基金随同转出等支出。
第十八条 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按规定划分为社会统筹医疗基金支出和个人帐户医疗基金支出。离休人员和老红军纳入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范围的，还包括离休人员和老红军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一）社会统筹医疗基金支出是指应由社会统筹医疗基金开支的医疗费支出。包括社会统筹医疗费支出、利息支出、上解上级支出、补助下级支出等。
（二）个人帐户医疗基金支出是指应由个人帐户开支的医疗费支出。包括个人帐户医疗费支出、转移支出等。
（三）离休人员和老红军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是指应由离休人员医疗保险基金报销的离休人员和老红军医疗费支出。
第十九条 财政部门根据职工医疗保险基金预算和收支进度及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的拨款申请，按月从财政部门在银行开设的“医疗保险基金”专户中拨付到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在银行开设的“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户，再由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根据职工医疗保险合同将所需款项
拨至医疗机构等。
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的“医疗保险基金支出”户除接受财政“医疗保险基金”专户转入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外，原则上只支不收。
第二十条 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当年入不敷出时，按下列顺序予以解决：
（一）经同级财政部门批准，动用历年滚存结余中的存款。
（二）存款不足弥补时，已建立职工医疗保险基金风险调剂金的地区由上级部门负责调剂解决；调剂后仍不足以解决或者没有建立风险调剂金的地区，可按照财政部有关规定转让或提前变现以职工医疗保险基金购买的国家债券。提前变现国家债券具体办法由财政部商有关部门另行制定
。
（三）转让或兑付国家债券仍不能解决时，可经同级财政审核并报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批准后调整缴费率，调整后的缴费率超过职工工资总额10％的应报财政部审批。
（四）采取上述措施仍无法解决的，同级财政可给予适当补贴。
第二十一条 离休人员和老红军医疗保险基金超支时，由原资金渠道解决，即：行政机关，全额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和差额预算管理的全民所有制医院，由各单位预算内资金开支；差额预算管理的其他事业单位及自收自支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由单位提取的医疗基金中开支；企业在劳动
保险费中列支。
第二十二条 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要积极试行对医疗机构按平均费用定额结算等付费制度，与定点医疗机构、销售药品的单位签定有关基本医疗保险服务范围、项目、费用定额等内容的合同，明确责任、权利和义务。付费结算期原则上为一个月。

第五章 基金结余
第二十三条 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结余是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支相抵后的余额。包括社会统筹医疗基金结余、个人帐户医疗基金结余。离休人员和老红军纳入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范围的，还包括离休人员和老红军医疗保险基金结余。
第二十四条 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结余除留足一定的支付费用外全部用于购买国家债券。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结余在境内外进行其他形式的直接或间接投资。

第六章 资产负债
第二十五条 资产是指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在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筹集、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现金、国库内存款、银行存款、国家债券、暂付款等。
第二十六条 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应认真做好现金的保管、押运和管理工作，按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现金和银行存款的内部控制管理制度。现金的收付和管理，要严格遵守国务院发布的《现金管理暂行条例》中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七条 职工医疗保险基金购买的国家债券应视同货币资金妥善保管，确保帐实相符。
第二十八条 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应及时办理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存储手续，按月和国库、开户银行对帐，保证帐帐、帐款相符。
第二十九条 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应对暂付款定期清理，采取有效措施，组织催收，及时收回。
第三十条 负债是指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在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暂收款和临时借款等。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对负债应定期清理，及时偿还。

第七章 基金决算
第三十一条 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应当定期向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等报送职工医疗保险基金财务报告。财务报告包括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支表、资产负债表、有关附表和财务情况说明书。
财务情况说明书主要说明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的财务收支情况，对本期或者下期财务状况发生重大影响的事项，以及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年度的财务报告即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决算。
第三十二条 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应定期进行职工医疗保险基金财务分析，并向主管部门和财政部门报告。
财政部门对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的年度财务报告审核后发现有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予以纠正。
财务分析的主要内容包括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的筹集和使用情况、预算执行情况、职工医疗保险基金财务管理情况等。
财务分析的主要指标包括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年结余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实际收缴率等（附后）。
第三十三条 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于年度终了后，按照财政部门规定的表式、时间和编制要求等编报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年度财务报告。编制年度财务报告应做到数字真实，计算准确，内容完整，报送及时。
第三十四条 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编制的年度财务报告，经主管部门审核汇总后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核批复。经过审核批准的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年度财务报告为基金决算，列入同级政府财政决算。

第八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五条 各级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要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定期或不定期对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筹集、使用情况等进行检查；同时接受财政、审计、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监督组织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三十六条 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与财政部门要定期和不定期核对财政专户内的职工医疗保险基金收支情况，并向政府和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监督组织汇报。
第三十七条 用人单位无故不按时、足额缴纳职工医疗保险基金，由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逾期不缴纳的，除责令其补缴欠款外，按每日加收所欠款额2‰的滞纳金。
第三十八条 下列行为属于违纪或违法行为：
（一）截留、擅自减免、挤占、挪用、贪污职工医疗保险基金；
（二）擅自增提用人单位医疗保险费；
（三）未将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及利息收入、滞纳金收入等存入专户；
（四）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九条 属三十八条所列行为，应限期纠正，并做相应的追回、退还等处理。
第四十条 对有第三十八条所列违纪或违法行为的单位以及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者的处罚，按照《国务院关于违反财政法规处罚的暂行规定》、《行政处罚法》等有关规定执行，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对单位以及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者处以的罚款上缴国库。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本制度由财政部负责解释和修订。
第四十三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根据本制度，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报财政部备案。
第四十四条 社会医疗保险事业机构的财务管理执行国家有关事业单位财务制度。
第四十五条 本制度从1997年1月1日起施行。各部门、各地区自行制定的职工医疗保险基金财务制度凡与本制度不符的，均应按本制度规定执行。
附财务分析指标：
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年结余额
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年结余率＝－－－－－－－－－－－－－×100％
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年筹集额
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实际筹集额
职工医疗保险基金实际收缴率＝－－－－－－－－－－－－－－×100％
职工医疗保险基应筹集额
职工医疗保险 当年职工医疗 当年职工医疗
＝ －
基金年结余额 保险基金收入 保险基金支出



1997年4月15日
内容提要: 人肉搜索是中国社会中的热点现象，也是目前网络上典型的法律纠纷。本文通过对于目前政府规制和法院判决的分析，认为目前关于人肉搜索的讨论和处理中，存在依据隐私权来支持管制人肉搜索和依据言论自由权利支持人肉搜索行为的两种倾向之间的冲突。本文进而通过对于两方意见的深入剖析，借助法律的文化研究的视角，归纳出人肉搜索问题的法律辩论背后的两种法律文化和法律价值的实质冲突：一方依据自由个体主义的隐私权文化来反对人肉搜索，另一方(本文称之为“中国网民文化”)则认为人肉搜索涉及基本的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不能以自由个体主义的隐私权为之辩护。两种实质价值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人肉搜索规制的根本困境。

　　人肉搜索成为了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从2001年的微软陈自瑶事件，到2006年的“踩猫事件”、“铜须门”事件，到2007年的流氓外教案、华南虎事件，再到2008年的“天价头”事件、留美女生支持藏独事件、辽宁口出秽言狂骂四川灾民事件，人肉搜索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展现出其巨大的威力。人肉搜索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关注，甚至引起了国外媒体的报道。[1]随着2008年“人肉搜索第一案”—王菲姜岩案的出现，人肉搜索标志性地成为了一个法律事件。[2]

　　人肉搜索既是对被搜索人个人信息的披露，也是对被搜索人行为的惩罚。当前中国的人肉搜索事件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第一类涉及搜索官员以及公众人物，这一类型的案件以南京“九五至尊案”为代表。第二类事关社会道德问题，此类人肉搜索一般是网民对于侵犯其道德情感的人物及其行为进行搜索和谴责的行为。该类型的人肉搜索又可以区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以“虐猫事件”为代表的、挑战社会的特定群体的人肉搜索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虐猫事件侵犯了动物保护主义者的道德情感。在虐猫事件上，动物保护主义者的行为高度一致，紧追不舍。第二种构成了中国人肉搜索的主体类型：性道德和婚姻道德问题。它多涉及婚外情等涉及家庭安全和家庭价值的事件。此类人肉搜索以上文提到的王菲姜岩案为最典型案例。本文的研究将主要集中于此类人肉搜索问题。

　　从王菲姜岩案开始，人肉搜索已经成为一个法律问题。在王菲姜岩案中，法院用隐私权这一法律权利来处理涉及婚外情的人肉搜索问题。此后，人肉搜索也不再仅仅是一个司法需要处理的社会问题;人肉搜索也日益成为政府规制的对象。有些地方政府已经开始通过立法来规制人肉搜索。比如，江苏徐州就在《徐州市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以保护隐私权的理由对人肉搜索进行了规制。[3]深圳政府据悉也正在酝酿类似的规制法案。2010年5月27日，浙江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分组审议了《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该条例草案的第39条对“网上公开个人信息”特别作了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络与信息系统擅自发布、传播、删除、修改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4]

　　无论是在司法判决还是在立法提议当中，对于人肉搜索的规制理由大部分诉诸的是个人的信息隐私权。在这种理解方式当中，人肉搜索非法披露了被搜索人的个人信息，极大地侵害了被搜索人的隐私权。支持人肉搜索的人们则诉诸另外一项公民基本权利，即言论自由权。按照这种说法，人肉搜索被认为是公民在互联网上行使言论自由的宪法权利的体现。因此，目前对于人肉搜索的法律争论都围绕着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权的矛盾及其平衡的可能性而展开。

　　本文认为，人肉搜索的问题远远比其表面上的法律权利冲突复杂。人肉搜索实际上展现了以隐私权为代表的自由个体主义文化和以公众揭发批判为代表的中国网民文化之间的根本价值冲突。正是两者之间的法律文化和实体价值冲突构成了中国人肉搜索目前的规制困境。对于人肉搜索的研究和处理因此必须建立在对中国互联网文化的深刻认识之上。

　　一、数字化信息与社会化网络

　　人肉搜索是数字化网络环境下的新生事物。从互联网技术的角度来看，人肉搜索肇始于web2. 0在中国的兴起。进入21世纪以来，视频共享网站、个人博客/微博、社交网站、百度百科/维基百科等新型网络服务日益发展。它们的出现改变了网民以前被动接受信息的局面;网民开始主动参与了互联网内容的创造。这一趋势被称为“ web2.0”;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参与式互联网”。参与式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原先处于信息被动接受者地位的观众参与信息制造和传播过程之中，真正实现了广大民众的信息传播自由。兼具读写功能(Read - Write)的万维网、BBS、博客、维基百科、手机短信(特别是飞信)、RSS(简易内容聚合服务)甚至P2P，使得网民们不再只是信息被动消费者，而成了信息生产者与主动传播者。特别是RSS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一对多”格局(书、电视、广播、报纸)、或“一对一”(电话、信件、电报)状况，变成现在的“多对多”。人肉搜索在技术架构的意义上是网民自主启动、相互写作的一种联合信息搜集、信息数据化和信息公开化的过程。

　　但作为社会实践的人肉搜索行为先于网络时代的“人肉搜索”概念。在前互联网的时代，人们实际上一直在从事类似于人肉搜索的社会行为。我们一直生活在流言、八卦和小道消息当中。在小型的熟人社会里，我们通过搜罗关于某人的信息和传言来获得乐趣，或者进行道德评判：我们会打听和传播周围熟人朋友的奇闻轶事或风流韵事，我们以此为乐，或者表达谴责。在八卦乐趣之外，一些重要的社会行为需要人肉搜索：比如乡村的媒婆在进行说媒的过程中就要对男方和女方进行各方面信息的探听，以确保双方的人品。所谓小型的熟人社会并不仅仅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农业社会，它还包括我们日常称之为“圈子”的任何一种群体：律师有律师圈子，商人有商人圈子，学者有学者的圈子，等等。此外，中国人还知道一种被认为是比较极端的搜索行为：“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检举告密文化和“内查外调”行动。每一次对于“阶级敌人”的处理都建立在调查的基础上;每一次运动都要调查嫌疑者的历史问题和以往表现。如果嫌疑者的原籍或原工作单位在外地，人们就要长途跋涉，查遍祖宗八代和前生今世。对于祖宗八代和历史问题上天入地的追查其实就是前数字化时代的人肉搜索。正如有论者指出的：“与其说‘人肉搜索’是在虚拟空间内发生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不如说是文革中惯见的暴力行径在网络世界的重演，新时期的网民们不知不觉地在行动上继承了他们在意识上口诛笔伐的文革遗产。”[5]

　　互联网的出现只不过增进了人们人肉搜索的技术条件。这种增进体现为两个方面。第一，在信息网络时代，人类生活痕迹留下的数字化信息大幅度增长，并被长时间地(甚至是永久性地)保存下来，且可供日后任何不特定的人检索。我们每天都接受大量数字信息;我们每天也发出很多数字信息。数字化和互联网大大便利了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通过网络购物，我们也可以通过电子邮件通讯。数字化和互联网也增加了我们的生活内容：在论坛里参与讨论，在博客上抒发自我，以及在社交网络上寻找乐趣都是体现。所有的这些行为都带来了两个后果：一、“雁过留声”：人们在信息网络上的每一次行为都被记录下来，人们的购物记录、搜索记录、博客发表、好友添加等等都被互联网给记下了。二、“雁过拔毛”：人们被记录下来的信息可能会被别人所用，无论是用于赚钱，还是用于整人。最好的例子可能是谷歌。谷歌会记录你的每一次搜索结果，保存你的每一封Gmail邮件。谷歌也会通过分析你的网络使用记录来判断你的喜好，以此给你提供它认为适合你的广告。一句话，你在使用网络，网络在保存你的记录。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留下了太多的可供日后检索的信息记录。

　　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参与式互联网大大减少了人们的交往成本，因此大大增加了社会网络关系的密切化和扩大化。人类其实一直生活在社会网络当中。各种社交网站的出现可以使人很快地与各方人士建立朋友关系，了解他们的资料、喜好以及其他信息。各种聊天工具的出现使得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朋友进行联络。博客可以使认识你和不认识你的人了解你在干什么、想什么、爱什么、怕什么。互联网的出现不但使得人的社会关系更加紧密，并且使得社会关系更加扩大。因此，所谓“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区分日益变得模糊。现实社会网络中的信息可以很快变为虚拟网络中的信息;虚拟网络中的信息也可以很快产生现实社会网络中的效应[6]。人肉搜索的出现是“网络社会在经历从网上到网下之后向前跨出的另一个重要的一步，即把现实社会的小圈子带到网络中，社会关系由网下走到网上”。[7]

　　正是以上两点使得人们古老的街谈巷议变成了新潮的人肉搜索。仅仅是在技术的意义上，人们才可以说人肉搜索是一种新的搜索引擎。人肉搜索是搜索引擎，因为人们可以通过它了解自己想了解的事情，这与传统的机器搜索引擎如谷歌类似;它是新的，因为它的原理不是几何学算法，而是反映在虚拟网络中的社会大众通力合作的信息搜集和消息传播。信息网络改变人类记忆与遗忘的格局：“自从时间开始以来，对于人类来说，遗忘是常态，记住是例外。但此平衡为数字技术和全球网络所转移。今日，在广泛传播技术的帮助下，遗忘成了例外，记住则变为常态。”[8]一方面，人们的线上活动在网络上留下了太多关于自己的信息;另一方面，人们的线下活动也可以通过数字化的社会网络关系传递到互联网上。从技术意义上而言，人类社会已经实现了全面监控每个人的可能。从技术上来讲，一个人随时可能被“人肉搜索”。你现在没有被“人肉搜索”只是因为你不够出名、或没做错事、或网民还对你不够感兴趣。总而言之，人肉搜索久已有之，互联网不过是推波助澜而已。

二、隐私权与言论自由

　　互联网对于街谈巷议的推波助澜在婚姻和性道德问题中最为明显。此类问题构成了目前中国人肉搜索的典型类型和规制难题。在具有代表性的“王菲姜岩事件”当中，有婚外情行为的丈夫王菲在其妻子跳楼之后受到了网民的人肉搜索：其个人身份、工作信息乃至家庭住址很快被公诸网络，甚至其父母的家庭住址和身份信息也被网友公开。网民的谴责行为不仅仅体现在网络上的义愤表达，甚至体现在对其家庭和工作单位的抗议上。对于王菲的内查外调和公判大会似乎在一夜之间就完成了。“网络暴力”淹没了王菲，人肉搜索使得王菲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深切关注。

　　人肉搜索的巨大力量引起了人们对于规制的广泛讨论。在目前的讨论当中，隐私权是规制人肉搜索的最大理由。这种观点认为，人肉搜索需要加以禁止，因为人肉搜索大大侵犯了被搜索者的个人隐私权。虽然在中国具体法律上，隐私权并未具有法律文本上的明确性，但作为一般的法律理念，隐私权被接受下来成为一种规则。学理上和司法实务上也已经形成基本一致的看法。这体现为民法当中的安宁权概念：隐私权所保护的内容是与公共利益无关的私人生活，包括私人生活的安宁、私人信息、私人活动以及私人空间。“人肉搜索”侵害被搜索对象的隐私权，主要是擅自公开、传播他人的私人信息，例如将他人的相片、电话号码、工作单位、家庭住址等，以及侵入他人的私人生活空间，破坏他人私人生活的安宁权。

　　中国法院在王菲姜岩案件中首次明确地将隐私权规则适用于人肉搜索案件。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其判决书中对隐私权进行了明确的界定：“隐私一般是指仅与特定人的利益或者人身发生联系，且权利人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私人生活、私人信息、私人空间及个人生活安宁。隐私权一般指自然人享有的对自己的个人秘密和个人私生活进行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一种人格权。采取披露、宣扬等方式，侵入他人隐私领域、侵害私人活动行为，就是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并且法院将隐私权应用到了网络环境中：考虑到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法院认为网上信息披露行为在将个人信息传播到互联网上，使得信息超出特定人的范围而为不特定人所知晓，即构成隐私权侵犯行为。

　　但即使根据隐私权的逻辑，人肉搜索的行为也不能一概禁止。将人肉搜索放人隐私权的框架中进行处理之后，对于人肉搜索中所涉及的具体信息就需要区别对待，分别处理。隐私权要区分纯粹私人的信息和具有公共性的信息。前者的例子有个人的裸照、身体缺陷以及个人情感生活史等等;后者则是姓名、家庭住址、电话、电子邮件等一系列具有公共性的信息。[9]后一类信息具有社会公共性：它们构成了我们成为一个社会成员并与其他社会成员进行交往的必要公开对象。按照这种区分，人肉搜索不能一概禁止。具有社会公共性的信息的隐私权保护程度显然不能与纯粹个人的信息相提并论。

　　此外，还要区分隐私权的侵权主体和侵权阶段。对于“人肉搜索”中涉及的公布他人个人信息的行为问题，应该区分公布的信息类型及公布信息行为与后续的信息滥用行为进行规制。[10]

　　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而言，隐私权不仅仅是一项消极权利，隐私权同样是一项积极权利。隐私权是一种阻止他人搜索和谈论某个人的权利;隐私权进而要求政府禁止他人对自己的信息进行搜集、传播和评论。因此，隐私权问题总是与言论自由问题相联系。

　　从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人肉搜索在某种意义上是公民行使其言论权和监督权的体现。人肉搜索问题很容易被看做是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冲突：在涉及婚外情以及性道德的案件当中，被搜索方一般诉诸隐私权这一法律理由，搜索方似乎只能诉诸法律无法容纳的道德主张和伦理义愤。但事实上，搜索方可以在法律体制当中找到其理据。这一理据就是宪法所保护的公民言论自由权。以此为据，人肉搜索当中的评论行为和信息传播行为是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权利的体现;网络表达是平民化、最应受保护的宪法基本权利—互联网提供了极为广泛的言论自由行使空间和便利的行使方式。“人肉搜索”是公民言论自由和信息自由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客观上能够对不符合道德观念却不违法的行为起到震慑作用。因此，“人肉搜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公民行使监督权、批评权的体现。网民将涉嫌违法、违纪或道德败坏的人和事及其相关信息公布在网上，进行评判，如果是适当合理的，将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实现和社会正义的维护。因此，不能因为“人肉搜索”与网络暴力有关系，就简单地将“人肉搜索”纳人网络暴力盲目叫停。

　　由此看来，人肉搜索的规制问题就其法律方面来看乃是两种公民基本权利的冲突：隐私权与言论自由权。如果说隐私权注重的是人类生活“私”的一面，那么言论自由权注重的则是人类生活“公”一面。两者在人肉搜索问题上的冲突在另一种意义上乃是“私”权利与“公”权利的冲突。而在目前的中国法律和社会舆论当中，“公”与“私”的界定在不同类型的人肉搜索中出现了一定既有的模式。

　　在针对官员和公共人物的搜索事件中，法律上的处理已经达成共识。其核心乃是如下命题：公仆没有隐私权;公仆没有私生活。该处理方式基本是根据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对于官员和公众人物的隐私权保护进行克减。根据张千帆教授的分析，“如果普通‘群众’的隐私权和言论自由之间必须适当划界，那么这条界限为国家‘干部’等公众人物保留的个人隐私将大为缩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众对政府官员具有天然的知情权。品德、个性、能力、财产、立场、行为乃至外表等个人信息对于常人而言是‘隐私’，对于官员来说就是必须披露的公共信息，因为只有具备这些信息，人民才能理性判断特定官员是否适合作为‘社会公仆’。”[11]这非常类似于美国宪法上著名的AY. Times v. Sullivan的逻辑：针对政府官员的言论在宪法上的保护近乎绝对。[12]与此相类似，对于其他公众人物来说，其隐私权也适当地予以克减。比如很多影视明星，他/她们的隐私是娱乐新闻的焦点，甚至是自身出名的重要噱头。对于他/她们的隐私权保护程度自然不能与一般的法律主体处在同一水平上。

　　但以上总结的“公”与“私”问题上的共识在涉及社会道德、特别是婚姻和性道德的问题时远远未能达成。在这类问题上，“私”与“公”的区分模糊不清。对于诉诸隐私权的一方而言，婚外情的相关信息确乎是“私”事：一个人的恋爱和性生活跟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对于诉诸言论自由的一方而言，婚外情乃是一种涉及公共道德和社会伦理的行为，乃是“公”事;至少这种行为侵犯了很多人基本的道德情感。对于后者而言，人肉搜索乃是一种道德言论。比照美国宪法当中对于言论自由区分等级和门类的区别保护，人们完全可以在法学理论和实践当中将涉及婚外情的道德言论纳人一种特殊的保护体制当中去。[13]

　　总而言之，将人肉搜索问题纳人公法框架之后，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为隐私权与言论自由的平衡问题。具体说来，涉及官员和公众人物的权利平衡目前已经初具规则;涉及平民的婚姻道德和性道德问题目前的平衡性处理未见端倪。在后面一种问题上，人肉搜索仍然处于两种公民基本权利的微妙界定和具体平衡的泥潭中。

　三、隐私权文化与中国网民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