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对所得和财产收益相互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４年７月２６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２３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愿意缔结关于对所得和财产收益相互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协定，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人的范围　
　　本协定适用于缔约一方或者双方居民的人。

　　第二条　税种范围
　　一、本协定适用于下列现行税种：
　　（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个人所得税；
　　２．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包括附加地方所得税）；
　　３．外国企业所得税（包括地方所得税）。
　　（以下简称“中国税收”）
　　（二）在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１．所得税；
　　２．公司税；
　　３．财产收益税。
　　（以下简称“联合王国税收”）
　　二、本协定也适用于本协定签订之日后缔约国任何一方增加或者代替本条第一款所列税种的相同或者实质相似的税收。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将各自税法所作的变动通知对方。

　　第三条　一般定义
　　一、在本协定中，除上下文另有规定的以外：
　　（一）“中国”一语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有效行使有关中国税收法律的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领海，以及根据国际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管辖权和有效行使有关中国税收法律的所有领海以外的区域，包括海底和底土；
　　（二）“联合王国”一语是指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包括根据国际法已经标明或以后将标明的联合王国领海以外的任何区域，根据联合王国关于大陆架的法律，对于海底和底土及其自然资源，联合王国行使权利的区域；
　　（三）“缔约国一方”和“缔约国另一方”的用语，按照上下文，是指中国或者联合王国；
　　（四）“国民”一语是指：
　　１．在中国，按照中国法律具有中国国籍的任何个人和按照中国法律取得中国国民地位的任何法人、合伙企业或其它团体；
　　２．在联合王国，任何按照联合王国法律具有联合王国国民地位，且在联合王国境内有居住权的个人；以及按照联合王国法律取得联合王国国民地位的任何法人、合伙企业、协会或其它实体；
　　（五）“人”一语是指个人、公司和其它团体；
　　（六）“公司”一语是指法人团体或者在税收上视同法人团体的实体；
　　（七）“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用语，分别指缔约国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经营的企业；
　　（八）“国际运输”一语是指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其实际经营管理机构的企业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运输，不包括仅在缔约国另一方各地之间以船舶或飞机经营的运输；
　　（九）“主管当局”一语，在中国方面是指财政部税务总局或其授权的代表；在联合王国方面是指国内收入局或其授权的代表。
　　二、缔约国一方在实施本协定时，对于未明确定义的用语，除上下文另有规定的以外，应当具有该缔约国关于适用本协定税种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

　　第四条　居民
　　一、在本协定中，“缔约国一方居民”一语是指按照该国法律，由于住所、居所、总机构、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地，或者其它类似的标准，在该国负有纳税义务的人。
　　二、由于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个人，其身份应按以下规则确定：
　　（一）应认为是其有永久性住所所在国的居民；如果在两个国家同时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其个人和经济关系更密切（重要利益中心）的国家的居民；
　　（二）如果其重要利益中心所在国无法确定，或者在任何一国都没有永久性住所，应认为是其有习惯性居处所在国的居民；
　　（三）如果其在两个国家都有，或者都没有习惯性居处，应认为是其国民所在国的居民；
　　（四）如果其同时是两个国家的国民，或者不是任何一国的国民，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商解决。
　　三、由于本条第一款的规定，除个人外，同时为缔约国双方居民的人，应认为是其经营的实际管理机构所在国的居民。然而，如果这个人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其经营的实际管理机构，在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其总机构，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协商确定该公司为本协定中缔约国一方的居民。

　　第五条　常设机构
　　一、在本协定中，“常设机构”一语是指企业进行全部或部分营业的固定营业场所。
　　二、“常设机构”一语特别包括：
　　（一）管理场所；
　　（二）分支机构；
　　（三）办事处；
　　（四）工厂；
　　（五）作业场所；
　　（六）矿场、油井或气井、采石场或者其它开采自然资源的场所；
　　（七）勘探或开发自然资源所使用的装置或设施。
　　三、建筑工地，建筑、装配或安装工程，仅以连续六个月以上的为常设机构。
　　四、虽有本条第一款至第三款的规定，“常设机构”一语应认为不包括：
　　（一）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目的而使用的设施；
　　（二）专为储存、陈列或者交付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三）专为另一企业加工的目的而保存本企业货物或者商品的库存；
　　（四）专为本企业采购货物或者商品，或者搜集情报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五）专为本企业进行其它准备性或辅助性活动的目的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
　　（六）专为本款第（一）项至第（五）项活动的结合所设的固定营业场所，如果由于这种结合使该固定营业场所全部活动属于准备性质或辅助性质。
　　五、虽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当一个人在缔约国一方代表缔约国另一方的企业进行活动，有权并经常行使这种权力代表该企业签订合同，除适用本条第六款的独立代理人以外，这个人为该企业进行的任何活动，应认为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除非这个人的活动仅限于本条第四款的规定，即使是通过固定营业场所进行活动，按照该款规定，不应认为该固定营业场所是常设机构。
　　六、缔约国一方企业仅通过按常规经营本身业务的经纪人、一般佣金代理人或者任何其他独立代理人在缔约国另一方进行营业，不应认为在该缔约国另一方设有常设机构。但如果这个代理人的活动全部或几乎全部代表该企业，不应认为是本款所指的独立代理人。
　　七、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控制或被控制于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或者在该另一国进行营业的公司（不论是否通过常设机构），此项事实不能据以使任何一方公司构成另一方公司的常设机构。

　　第六条　不动产所得
　　一、缔约国一方居民从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不动产取得的所得（包括农业或林业所得），可以在该另一国征税。
　　二、“不动产”一语应具有财产所在地的缔约国的法律所规定的含义。该用语在任何情况下应包括附属于不动产的财产，农业和林业所使用的牲畜和设备，一般法律规定的适用于地产的权利，不动产的用益权以及由于开采或有权开采矿藏、水源和其它自然资源取得的不固定或固定收入的权利。船舶和飞机不应视为不动产。
　　三、本条第一款的规定适用于从直接使用、出租或者任何其它形式使用不动产取得的所得。
　　四、本条第一款和第三款的规定也适用于企业的不动产所得和用于进行独立个人劳务的不动产所得。

　　第七条　营业利润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的利润应仅在该国征税，但该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常设机构在该另一国进行营业的除外。如果该企业通过设在该另一国的常设机构在该另一国进行营业，其利润可以在该另一国征税，但应仅以属于该常设机构的利润为限。
　　二、从属于本条第三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企业通过设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在该另一国进行营业，如果该常设机构是一个独立和分设的企业，在相同或相似情况下从事相同或相似活动，并完全独立地同其所隶属的企业进行交易，该常设机构在缔约国各方可能得到的利润应属于该常设机构。
　　三、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应允许扣除其进行营业发生的各项费用，包括行政和一般管理费用，不论其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所在国或者其它任何地方。但是，常设机构使用专利或者其它权利支付给企业总机构或该企业其它办事处的特许权使用费、报酬或其它类似款项，具体服务或管理的佣金，技术服务的报酬，或者借款给该常设机构的利息（银行企业除外），都不作任何扣除（属于偿还代垫实际发生的费用除外）。同样，在确定常设机构的利润时，对于该常设机构从企业总机构或该企业其它办事处取得的专利或其它权利的特许权使用费、报酬或其它类似款项，具体服务或管理的佣金，技术服务的报酬，或者借款给该企业总机构或该企业其它办事处的利息（银行企业除外），也不考虑（属于偿还代垫实际发生的费用除外）。
　　四、不应仅由于常设机构为企业采购货物或商品，将利润归属于该常设机构。
　　五、利润中如果包括本协定其它各条单独规定的所得项目时，本条规定不应影响其它各条的规定。

　　第八条　船运和空运
　　一、以船舶或飞机经营国际运输的利润，应仅在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机构所在缔约国征税。
　　二、如果船运企业的实际经营管理机构设在船上，应以船舶母港所在缔约国为所在国；或者如果没有母港，应以船舶经营者为居民的缔约国为所在国。
　　三、本条规定也适用于参加合伙经营、联合经营或者参加国际经营机构的利润。

　　第九条　联属企业
　　（一）缔约国一方企业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或者
　　（二）同一人直接或者间接参与缔约国一方企业和缔约国另一方企业的管理、控制或资本，
　　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两个企业之间的商业或财务关系不同于独立企业之间的关系，因此，本应由其中一个企业取得，但由于这些情况而没有取得的利润，可以计入该企业的利润，并据以征税。

　　第十条　股息
　　一、缔约国另一方居民从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取得的股息，可以在该另一国征税。
　　二、然而，这些股息也可以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按照该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该项股息的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该股息总额的百分之十。
　　三、本条“股息”一语应具有按照支付股息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的税法含义，并应包括按该税法视同股息或分配的任何项目。
　　四、本条第二款的规定，不应影响对公司支付股息前的利润所征收的公司利润税。
　　五、如股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支付股息的公司是其居民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另一国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另一国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五条的规定。
　　六、缔约国一方居民公司从缔约国另一方取得利润或所得，该另一国不得对该公司支付的股息征收任何税收。但支付给该另一国居民的股息或者据以支付股息的股份与设在该另一国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除外。对于该公司的未分配的利润，即使支付的股息或未分配的利润全部或部分是发生于该另一国的利润或所得，该另一国也不得征税。

　　第十一条　利息
　　一、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取得的发生于缔约国一方的利息，可以在该另一国征税。
　　二、然而，这些利息也可以在该利息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该项利息的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利息总额的百分之十。
　　三、虽有本条第二款的规定，发生在缔约国一方而为缔约国另一方政府、行政区、地方当局、该缔约国另一方中央银行或该政府的任何机构取得的利息；或者为该缔约国另一方的其他居民取得的利息，其债权是由该缔约国另一方政府、行政区、地方当局、该缔约国另一方中央银行或该政府的任何机构提供资金、担保或保险的，应在该缔约国一方免税。
　　四、本条“利息”一语是指从各种债权取得的所得，不论其有无抵押担保或者是否有权分享债务人的利润；特别是从公债、债券或者信用债券取得的所得，包括其溢价和奖金。但不包括按照本协定第十条的规定视为分配的任何项目。
　　五、如果利息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该利息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另一国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另一国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利息的债权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五条的规定。
　　六、如果支付利息的人为缔约国一方政府、行政区、地方当局或该国居民，应认为该利息发生在该国。然而，当支付利息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利息的债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这种利息，上述利息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在国。
　　七、由于支付利息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者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支付的利息数额，不论什么原因，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适当考虑本协定的其它规定。

　　第十二条　特许权使用费
　　一、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取得的发生于缔约国一方的特许权使用费，可以在该另一国征税。
　　二、然而，这些特许权使用费也可以在其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该项特许权使用费的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
　　（一）在本条第三款第（一）项所述的特许权使用费的情况下，该项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百分之十。
　　（二）在本条第三款第（二）项所述的特许权使用费的情况下，该项特许权使用费调整数额的百分之十。在该项中，“调整数额”是指特许权使用费总额的百分之七十。
　　三、本条“特许权使用费”一语包括：
　　（一）使用或有权使用文学、艺术或科学著作，包括电影影片、无线电或电视广播使用的胶片、磁带的版权，专利、专有技术、商标、设计、模型、图纸、秘密配方、秘密程序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
　　（二）使用、有权使用工业、商业、科学设备所支付的作为报酬的各种款项。
　　四、如果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该特许权使用费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另一国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另一国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据以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权利或财产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五条的规定。
　　五、如果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是缔约国一方政府、行政区、地方当局或该国居民，应认为该特许权使用费发生在该缔约国。然而，当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义务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这种特许权使用费，上述特许权使用费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所在国。
　　六、由于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数额，不论什么原因，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适当考虑本协定的其它规定。

　　第十三条　技术费
　　一、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取得的发生于缔约国一方的技术费，可以在该另一国征税。
　　二、然而，这些技术费也可以在其发生的缔约国，按照该国的法律征税。但是，如果该项技术费的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则所征税款不应超过技术费调整数额的百分之十。在本款中，“调整数额”是指技术费总额的百分之七十。
　　三、本条“技术费”一语是指技术、监督管理、咨询服务，包括使用或有权使用有关工业、商业、科学经验的情报，作为报酬支付给任何人的款项。但不包括支付给第十六条提及的从事非独立个人劳务的雇用人员的款项。
　　四、如果技术费受益所有人是缔约国一方居民，在技术费发生的缔约国另一方，通过设在该另一国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或者通过设在该另一国的固定基地从事独立个人劳务，该项技术费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实际联系的，不适用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应视具体情况适用第七条或第十五条的规定。
　　五、如果支付技术费的人是缔约国一方政府、行政区、地方当局或该国居民，应认为该技术费发生在该国。然而，当支付技术费的人不论是否为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一方设有常设机构或者固定基地，支付技术费的义务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有联系，并由其负担这种技术费，上述技术费应认为发生于该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在国。
　　六、由于支付技术费的人与受益所有人之间或他们与其他人之间的特殊联系，支付的技术费数额，不论什么原因，超出支付人与受益所有人没有上述关系所能同意的数额时，本条规定应仅适用于后来提及的数额。在这种情况下，对该支付款项的超出部分，仍应按各缔约国的法律征税，但应适当考虑对本协定的其它规定。

　　第十四条　财产收益
　　一、除适用本条第二款规定外，发生于缔约国一方的财产收益，该国根据其国内法律的规定，可以征税。
　　二、转让从事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以及属于经营上述船舶、飞机的不动产以外的财产取得的收益，应仅在该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机构所在的缔约国征税。

　　第十五条　独立个人劳务
　　一、除适用第十三条的规定外，缔约国一方居民由于专业性劳务或者其它独立性活动取得的所得，应仅在该国征税。但在以下情况，上述所得也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一）在缔约国另一方为从事其活动的目的，设有经常使用的固定基地。在这种情况下，该另一国可以对属于该固定基地的所得征税；或
　　（二）在有关会计年度中，在缔约国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超过一百八十三天。在这种情况下，该另一国可以对其在该国进行活动取得的所得征税。
　　二、“专业性劳务”一语特别包括独立的科学、文学、艺术、教育或教学活动，以及医师、律师、工程师、建筑师、牙医师和会计师的独立活动。

　　第十六条　非独立个人劳务
　　一、除适用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和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以外，缔约国一方居民因受雇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它类似报酬，除在缔约国另一方受雇的以外，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如果在该另一国受雇，取得的报酬，可以在该另一国征税。
　　二、虽有本条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在缔约国另一方受雇取得的报酬，同时具有以下三个条件的，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一）收款人在有关会计年度中，在该另一国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过一百八十三天；
　　（二）该项报酬由并非该另一国居民的雇主支付或代表该雇主支付；
　　（三）该项报酬不是由雇主设在该另一国的常设机构或固定基地所负担。
　　三、虽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受雇于经营国际运输的船舶或飞机而取得的报酬，可以在企业实际经营管理机构所在缔约国征税。
　　四、虽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国民由于为从事国际航空运输飞机经营的该缔约国企业提供服务，作为派驻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官员或者职员取得的薪金、工资和其它类似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一方征税。

　　第十七条　董事费
　　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取得的董事费和其它类似款项，可以在该另一国征税。

　　第十八条　表演家和运动员
　　一、虽有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的规定，缔约国一方居民，作为表演家，如戏剧、电影、广播或电视艺术家、音乐家或者作为运动员，在缔约国另一方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可以在该另一国征税。
　　二、虽有第七条、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的规定，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其个人活动取得的所得，并非归属表演家或运动员本人，而是归属于其他人，可以在这些表演家或运动员从事上述活动的缔约国征税。
　　三、虽有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的规定，按照缔约国双方的文化协定或安排，从事第一款所提及的上述活动取得的所得，如果完全或实质上是由缔约国任何一方公共资金或者政府资金资助的对该国的访问，在从事上述活动的缔约国，应予免税。

　　第十九条　退休金
　　除适用第二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外，因以前的雇佣关系支付给缔约国一方居民的退休金和其它类似报酬，应仅在该国征税。

　　第二十条　政府服务
　　一、（一）缔约国一方政府、行政区或地方当局对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支付的退休金以外的报酬，应仅在该国征税。
　　（二）但是，如果该项服务是在缔约国另一方提供，而且提供服务的个人是该另一国居民，并且该居民：
　　１．是该国国民；或者
　　２．不是仅由于提供该项服务，而成为该国的居民，该项报酬，应仅在该缔约国另一方征税。
　　二、（一）缔约国一方政府、行政区或地方当局支付的或者从其建立的基金中对向其提供服务的个人支付的退休金，应仅在该国征税。
　　（二）但是，如果提供服务的个人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并且是其国民，该项退休金应仅在该另一国征税。
　　三、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和第十九条的规定，应适用于为缔约国一方政府、行政区或地方当局进行营业提供服务所取得的报酬和退休金。

　　第二十一条　教师和研究人员
　　任何个人在直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为在该缔约国一方的大学、学院、学校或其它公认的教育或者科研机构从事教学、讲学或研究的目的，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从其第一次到达该国之日起不超过三年的，该缔约国一方应对其由于教学、讲学或研究取得的报酬，免予征税。

　　第二十二条　学生、学徒和实习人员
　　一、学生、企业学徒或实习生是、或者在直接前往缔约国一方之前曾是缔约国另一方居民，仅由于接受教育或者培训的目的，停留在该缔约国一方，该国应对以下款项免予征税：
　　（一）其为了维持生活、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目的从国外取得的款项；
　　（二）其为了维持生活、接受教育或培训的目的，从政府、慈善、科学、文化或教育机构取得的奖学金、赠款、补助金和奖金；
　　（三）在该缔约国从事个人劳务的所得（企业学徒提供给其跟之学艺的人或合伙企业的劳务，或者实习生提供给其提供培训的人的劳务除外），在任何征税年度不超过一千镑英国货币或等值的中国人民币。
　　二、根据本条第一款，上述免税应仅持续到完成接受教育或培训所需的合理或通常的时间内。任何人从该项接受教育或培训开始起超过五年的，不应享受第一款的优惠。

　　第二十三条　双重征税的消除
　　一、在中国，消除双重征税如下：
　　（一）中国居民从联合王国取得的利润、所得或财产收益，按照本协定规定对该项利润、所得或财产收益缴纳的联合王国税收，应允许在对该居民征收的中国税收中抵免。但是，抵免额不应超过对该项利润、所得或财产收益按照中国税法和规章计算的中国税额。
　　（二）从联合王国取得的所得是联合王国居民公司支付给中国居民公司的股息，同时该中国居民公司拥有支付股息公司股份不少于百分之十的，该项抵免应考虑支付该股息公司对于从中支付股息的利润缴纳的联合王国税收。
　　二、从属于联合王国关于在联合王国以外地区缴纳的税收，在联合王国税收中抵免扣除的法律规定（该项法律规定不应影响下列的一般原则）：
　　（一）按照本协定，根据中国的法律，对来源于中国的利润、所得或财产收益，不论是直接缴纳或扣缴的中国税收（不包括在股息情况下，对从支付股息中利润缴纳的税收），应允许在根据中国税收计算的同一利润、所得或财产收益计算的联合王国税收中抵免。
　　（二）在中国居民公司支付给联合王国居民公司股息，同时该联合王国居民公司直接或间接控制该支付股息公司至少百分之十选举权的情况下，该项抵免应考虑该公司从支付股息利润中缴纳的中国税收（除根据本款第（一）项的规定可以允许抵免的任何中国税收外）。
　　三、本条第二款中，“缴纳的中国税收”一语，应视为包括任何年度可能缴纳的，但按照以下中国法律规定给予免税、减税的中国税收数额：
　　（一）１．《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第五条、第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所得税法施行细则》第三条的规定；
　　２．《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条和第五条的规定；
　　只要以上自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仍有效，并未作修改，或仅在小的方面修改并不影响其一般性质；或者
　　（二）今后可能制定的，并经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同意，具有实质类似性质给予免税或减税的其它规定，如果该规定以后不作修改，或仅在小的方面修改并不影响其一般性质。
　　如果该项所得发生于对该项来源第一次给予中国税收的免税或减税后十年以上开始的时间，按照本条规定不再给予联合王国的税收优惠。
　　四、在本条第一款和第二款中，缔约国一方居民取得的按照本协定可以在缔约国另一方征税的利润、所得或财产收益，应认为发生于该缔约国另一方。
　　五、缔约国一方企业在该国已征税的利润，也包括在另一国企业的利润中，而且这些包括的利润是应计入该另一国企业的，企业之间所制订的条件又是独立企业之间在正常条件下进行交易，包括在两个企业利润中的数额，在本条中应视为该缔约国一方企业来源于该另一国的所得，按照本条第一款或第二款的规定，相应地给予减免。

　　第二十四条　无差别待遇
　　一、缔约国一方国民在缔约国另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与该另一国国民在相同情况下，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
　　二、缔约国一方企业在缔约国另一方的常设机构税收负担，不应高于该另一国对其本国进行同样活动的企业。
　　三、缔约国一方企业的资本全部或部分，直接或间接为缔约国另一方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居民拥有或控制，该企业在该缔约国一方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应与该缔约国一方其它同类企业的负担或可能负担的税收或者有关条件不同或比其更重。
　　四、除适用第九条、第十一条第七款、第十二条第六款或第十三条第六款规定外，缔约国一方企业支付给缔约国另一方居民的利息、特许权使用费、技术费和其它款项，在确定该企业应纳税利润时，应与在同样情况下支付给该缔约国一方居民同样予以扣除。
　　五、本条不应理解为缔约国任何一方在税收上仅给予本国居民个人的任何扣除、优惠和减税也必须给予并非该国居民的个人。

　　第二十五条　相互协商程序
　　一、当缔约国一方居民认为，缔约国一方或者双方的措施，导致或将导致对其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时，可以不考虑各国国内法律的补救办法，将案情提交本人为其居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
　　二、上述主管当局如果认为所提意见合理，又不能单方面圆满解决时，应设法同缔约国另一方主管当局相互协商解决，以避免不符合本协定规定的征税。
　　三、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通过协议设法解决在解释或实施本协定时发生的困难或疑义。
　　四、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为达成本条第二款和第三款的协议，可以相互直接联系。

　　第二十六条　情报交换
　　一、缔约国双方主管当局应交换为实施本协定的规定所必需的情报，或缔约国双方关于本协定所涉及的税种的国内法律所必需的情报（以根据这些法律征税与本协定不相抵触为限），特别是防止欺诈、偷漏税的情报。情报交换不受第一条的限制。所交换的情报应作密件处理，仅应告知与本协定所含税种有关的查定、征收、执行、起诉或裁决上诉的有关人员或当局（包括法院和行政管理部门）。上述人员或当局应仅为上述目的使用该情报，但可以在公开法庭的诉讼程序或法庭判决中透露有关情报。
　　二、本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任何情况下，不应被理解为缔约国任何一方主管当局有以下义务：
　　（一）采取与缔约国任何一方法律和行政惯例相违背的行政措施；
　　（二）提供按照缔约国任何一方法律或正常行政渠道不能得到的情报；
　　（三）提供泄漏任何贸易、经营、工业、商业、专业秘密、贸易过程的情报或者泄漏会违反公共政策的情报。

　　第二十七条　外交代表和领事官员
　　一、本协定应不影响按国际法一般规则或特别协定规定的外交、常驻使团或领事成员的财政特权。
　　二、虽有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缔约国一方或第三国位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外交、常驻使团或领馆成员的个人，如其仅从该另一国源泉取得的所得在该另一国征税，不应视为该另一国的居民。

　　第二十八条　现行协定
　　本协定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一九八一年三月十日在北京签订的关于对空运企业收入相互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规定，并适用上述协定所涉及的范围。但是，本协定任何规定对上述税收提供更多的优惠，应适用于该项规定。

　　第二十九条　生效
　　缔约国各方应在履行本协定生效所必需的法律程序后通知对方。本协定自最后一方的通知发出之日后第三十天生效。本协定应有效：
　　（一）在中国，对在本协定生效后的次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任何纳税年度中所发生的利润、所得和财产收益；
　　（二）在联合王国：
　　１．对在本协定生效后的次年四月六日或以后开始的征税年度中的所得税和财产收益税；
　　２．对在本协定生效后的次年四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会计年度中的公司税。

　　第三十条　终止
　　本协定应长期有效。但缔约国任何一方可以在本协定生效之日起五年后任何历年六月三十日或以前，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缔约国另一方终止本协定。
　　在这种情况下，本协定应失效：
　　（一）在中国，对终止通知发出后的次年一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纳税年度取得的利润、所得和财产收益；
　　（二）在联合王国：
　　１．对终止通知发出后的次年四月六日或以后开始的征税年度的所得税和财产收益税；
　　２．对终止通知发出后的次年四月一日或以后开始的会计年度的公司税。
　　下列代表，经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已在本协定上签字为证。
　　本协定于一九八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在北京签订，一式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英文写成，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注：缔约双方已相互通知完成了各自国内的法律程序。本协定自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２３日起生效。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
　　　　　　　　　　　　　　　　　　　联合王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田一农　　　　　　　　　　　　伊文思
　　　　（签字）　　　　　　　　　　　代　　　表
　　　◇何家弘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关键词: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司法判例
　　内容提要: 非法证据是指违反法律规定获取的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非排除所有非法证据，为此，法律应明确哪些必须排除，哪些可以不排除。然而，法律规定的语言既有精确性的一面，又有模糊性的一面。人们不能奢望立法者制定出包罗万象且尽善尽美的法律规则，因此只能由司法者在实践中面对具体案件时进行解释性适用，而司法判例就是这种适用的最佳方式。


　　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司法活动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不可或缺的。无论从保障人权的角度看，还是从查明事实的角度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都是必要的。近年来，笔者主持了关于刑事错案的实证研究。我们发现，非法取证与刑事错案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例如，在各类证据中，被告人的虚假口供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首要原因，而造成被告人虚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讯逼供。在2007年进行的一次问卷调查中，选择“被告人口供”是最容易导致刑事错案的一种证据的调查对象占37％；选择“刑讯逼供”是最有可能导致被告人做出虚假供述的因素的调查对象占60％；在分析的50起已经新闻媒体曝光的涉嫌杀人的刑事错案中，存在“被告人虚假口供”同时也肯定或可能存在“刑讯逼供”的案件占94％。这表明，被告人虚假口供是导致刑事错案的首要原因，而造成被告人虚假口供的主要原因是刑讯逼供。[1]由此可见，建立和完善以刑讯逼供为主要目标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预防刑事错案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颁发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以及201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都强调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重要性。

　　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该包括两项基本内容，或者说，要回答两个基本问题。第一是非法证据的界定，即什么是非法证据；第二是非法证据的处分，即是否排除及如何排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必须以立法为基础，但是立法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往往带有一定的模糊性或灵活性，从而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带来困难。笔者认为，完善司法判例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路径。

　　一、非法证据界定的模糊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不等于说要排除所有非法证据，在世界上那些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比较完备的国家，非法证据也并非一律排除。因此，笔者先讨论非法证据的界定问题，再讨论非法证据的处分问题。

　　顾名思义，非法证据就是违反法律规定获取的证据。根据我国法律的相关规定，非法证据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使用法律明确禁止的方法获取的证据。例如，《刑事诉讼法》[2]第50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违反这条规定获取的证据就属于非法证据。《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条也作出了相应的表述，即“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属于非法言词证据”。至于这两条规定之间的差异，笔者在后面还会讨论。第二，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或要求收集的证据，包括收集证据的主体、程序、方法以及证据的形式不合法的证据。例如，《刑事诉讼法》第116条规定：“讯问犯罪嫌疑人必须由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侦查人员负责进行。讯问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犯罪嫌疑人被送交看守所羁押以后，侦查人员对其进行讯问，应当在看守所内进行。”按照这条规定，如果讯问不是由侦查人员进行的，或者讯问时只有一名侦查人员的，或者没有按规定在看守所内进行的，所获得的口供就属于非法证据。

　　初看起来，上述非法证据的界定是明确的，但是仔细考究，又会发现其中还有模糊之处。例如，什么是刑讯逼供？什么是威胁、引诱、欺骗？什么是其他非法的方法？由于法律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具体的回答或说明，人们只能按照常识来解释甚至揣测。然而，人们的常识可能并不一致，揣测可能大相径庭，于是在认定非法证据的时候就会出现莫衷一是和标准不一的现象。例如，有人说，坦白从宽就是诱供，抗拒从严就是逼供，有人则认为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有人认为“精神折磨”也属于刑讯逼供，有人则不以为是。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20日公布的“刑诉法司法解释”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3]但仍有模糊之处，因为它并未列举构成“精神折磨”的具体方法。

　　在具体案件的审讯中，人们对于方法、手段的合法性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在赵作海冤案中，侦查人员昼夜连续审讯，而且在赵作海昏昏欲睡时在其头顶放鞭炮。这种方法是否属于刑讯逼供？侦查人员在审讯时对赵作海说，如果你不老实交代，我就开车拉你出去，在车门一脚把你跺下去，给你一枪，就说你逃跑。这是不是威胁？[4]在佘祥林冤案中，由于佘祥林在承认杀妻之后不能正确说明杀人的过程，侦查人员就提示说，就算你把尸体沉在水中，我们把水塘的水抽干，也能把尸体找出来。这是不是引诱？[5]众所周知，许多侦查人员在没有掌握充分证据的情况下都会对犯罪嫌疑人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充分的证据，其他人都讲了，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这是不是欺骗？

　　作为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法律语言应该具有精确性，以便社会成员明确地知晓法律的规定。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语言的精确性程度就标志着立法技术的发展水平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然而，社会情况是复杂多样而且不断发展变化的，法律规定要想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和持续的生命力，其语词就不得不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国际法律语言学协会第四任主席约翰·吉本斯教授指出：“因为这些（法律）文件是如此具有影响力，所以他们在措词上的准确无误十分重要。如果它们的措辞过于严格，它们可能会对我们的生活施加一些不适当的、不必要的限制。如果它们在措词上过于宽松，则又可能会让一些令人生厌的行为获得认可或导致产生一些不必要的后果。根据巴提亚（Bhatia）（1994），精确（precision）是法律文件的独有特征得以形成的驱动力量。精确不一定就意味着极度清晰—它也可能包括采用适当程度的模糊性或灵活性。”[6]中国也有专家指出：“有时，人们把模糊性看成一种物理现象。近的东西看得清，远的东西看不清，一般地说，越远越模糊。但是，也有例外情况：站在海边，海岸线是模糊的；从高空向下眺望，海岸线却显得十分清晰。太高了，又模糊。精确与模糊，有本质区别，但又有内在联系，两者相互矛盾、相互依存也可相互转化。所以，精确性的另一半是模糊。”[7]

　　法律语言既有精确性的一面，又有模糊性的一面。一般来说，法律语言的主要含义应该相对明晰，而边缘含义则可以相对模糊，或者，在较为抽象的层面上相对明晰而在较为具体的层面上相对模糊。例如，上文所说的“刑讯逼供”，就一般情况而言，这个语词含义是明确的，但是在具体案件中遇到特殊情况时，这个语词又具有了模糊性。《刑事诉讼法》第50条规定的“其他非法的方法”确属模糊概念，但是立法者考虑到司法实际情况的复杂多样，只好采取这种模糊处理的方法，因为语言的模糊性可以保证其适用的普遍性。至于这种模糊性是否合理或必要，那就另当别论了。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灵活性

　　立法机关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面临不同的价值选择。如果单纯考虑打击犯罪和查明事实的需要，那么非法证据的排除是越少越好。如果单纯考虑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权利的需要，那么非法证据的排除就是越多越好。不同国家的立法者必须努力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等多重价值取向中寻求平衡。基于多种价值观念的考量，世界各国一般都对非法证据采取区别对待的处分方式。这就是说，对于非法取得的证据，既不一律排除，也不一概采纳。这有几种情况：第一，区别对待不同种类的非法证据，例如，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必须排除，非法取得的实物证据不必排除；第二，区别对待不同程度的非法取证，例如，严重违法或严重侵犯人权所获得的非法证据必须排除，轻微违法或轻微侵犯人权所获得的非法证据不必排除；第三，区别对待不同种类案件中的非法证据，例如，一般犯罪案件中的非法证据必须排除，恐怖、暴力等严重犯罪案件中的非法证据则可以不排除。

　　采取区别对待的国家，往往把非法证据分为两类：一类是由立法明确规定必须排除的；另一类是由法官自由裁量排除的。例如，按照英国法律的有关规定，非法获得的证据分为“法定不可采纳”和“法官自由裁量不予采纳”两种。前者一般指警察通过刑讯逼供等严重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后者指警察以欺骗等不太严重的违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在欧盟国家刑事司法一体化的进程中产生的《刑事大法典》（Corpus Juris）建议稿，把非法证据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违法取得的证据（il-legally obtained evidence），如通过刑讯逼供或违法搜查取得的证据；第二类是违规取得的证据（irregularly obtained evidence），如违反律师在场的规定所取得的证据；第三类是不当取得的证据（improperly obtained evidence），例如，警察对犯罪嫌疑人谎称在实施犯罪的手枪上已发现了他的指纹印，从而获得了嫌疑人认罪的口供。[8]如此区分的目的是要区别对待不同情况的非法证据。对于第一类，欧盟成员国一般都要规定为法定必须排除；对于第二类，欧盟成员国可以规定为法定必须排除，也可以规定为自由裁量排除；对于第三类，欧盟成员国都可以规定为自由裁量排除。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对于可以采纳的非法证据还采取了降低证明力的处分方式。2010年出版的《欧盟国家在刑事案件中跨境收集和使用证据》一书的作者曾经对欧盟成员国进行问卷调查，了解各国法律的规定是把非法证据作为不可采纳的证据还是作为应该降低证明力（reducing itsprobative value）的证据。该书作者把有关规则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绝对无效规则或严格禁止性规则，即明确规定某些非法取得的证据不可采纳；第二类是相对无效规则或贬损可靠性规则，即规定某些证据的非法性会影响到证据的可靠性。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80-90％的成员国同时存在上述两种规则；在80％的成员国中，第一类规则都属于制定法规则（statutory rules），其他国家则包括学理性规则（jurisprudential rules），而第二类规则多属于学理性规则。对于那些贬损可靠性的非法证据，有些国家规定自由裁量排除，有些国家允许作为获取其他证据的线索信息（steeringinformation）使用，有些国家允许作为佐证使用。该书作者还就欧盟各国针对外国获取的非法证据的规则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还表明：70％的成员国有规则规定外国获得的某些非法证据绝对无效；80％的成员国有规则规定外国获得的非法证据会贬损证据的可靠性。[9]

　　美国还通过判例法确认了另外一种非法证据的处分方式，即“有限采用”。哈里斯诉纽约州案（Harris v. New York）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1966年1月4日和6日，纽约市一名便衣警察连续两次从一个名叫哈里斯的人手中购买了毒品。1月7日，警察逮捕了哈里斯。当时最高法院尚未出台“米兰达规则”，所以警察在讯问中没有告知哈里斯有权保持沉默和有权会见律师。警察向哈里斯出示了颇有份量的证据并为其分析了认罪与否的利弊，哈里斯便承认了自己的贩毒行为，并且在讯问笔录上签字。然而，当该案提交法庭审判的时候，米兰达规则已经问世。于是，哈里斯的辩护律师在审判前便要求法庭排除该讯问笔录，不过，公诉方很爽快地同意不在审判中使用该证据。

　　在法庭上，公诉方传唤的证人主要是三名警察。第一名是向哈里斯购买毒品的侦探，其证言证明他从被告人处购买毒品的事实经过；第二名是在该次秘密侦查行动中负责联络的警察，其证言证明前一侦探确实从哈里斯处购买了毒品；第三名是负责化验的警方技术员，其证言证明前一侦探从哈里斯处购买的物品是海洛因。随后，辩护方决定让哈里斯作为辩方的证人出庭作证。在法庭上，哈里斯承认自己认识那名便衣侦探，但是否认曾经向其出售毒品。接下来，当检察官对哈里斯进行交叉询问时，那个似乎已经成为过去的讯问笔录问题又成为了双方争执的焦点。

　　为了证明被告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不可靠，检察官要求法庭允许他使用那份讯问笔录对被告人进行盘诘，但辩护律师坚决反对，声称那是非法证据，必须排除在诉讼大门之外。法官经过审慎的考虑之后裁定，公诉方可以在交叉询问中使用那份笔录，但不得将其交给陪审员传阅。于是，检察官援引被告人在接受警察讯问时的供述来质疑其在法庭上的陈述。哈里斯承认他曾经接受警察的讯问，但是声称他不记得曾对警察说过那些话。不过，他也没有提出警察在讯问时使用过逼供的行为。在法庭调查的最后阶段，检察官和辩护律师都向陪审团强调了那份讯问笔录的问题。当然，双方的观点截然不同。检察官强调那份讯问笔录足以证明被告人在法庭上的陈述不可信；辩护律师则声称那份笔录本身存在违法性，不足为凭。最后，法官指示陪审团在评议过程中只能在被告人的可信度问题上考虑该讯问笔录，绝不能把该笔录直接作为认定被告人有无贩毒行为的根据。经过评议，陪审团判定哈里斯有罪。

　　哈里斯不服，提出上诉。纽约州上诉法院于1969年进行审理并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哈里斯认为纽约州法院的裁定违反了美国最高法院确立的米兰达规则，请求最高法院调审。1970年12月17日，最高法院就哈里斯一案举行听证。1971年2月24日，最高法院的9名大法官以5比4的表决结果作出维持原判的裁定。首席大法官伯格代表法庭起草裁定意见。他指出：“每个刑事被告人都有权作证为自己辩护，或者拒绝作证。但是这种特权不能被解释为包括作伪证的权利。既然自愿出庭作证，上诉人就有义务真实并准确地进行陈述，而公诉方在本案中所做的无非就是使用了对抗式程序中传统的证言核实手段。既然被指控者曾经向某个第三人做出过内容不一致的陈述，那他就很难争辩说对方不能以交叉询问和质证的方式将这种自相矛盾之处提交陪审团。米兰达规则所提供的保护不能被滥用成在辩护中提供伪证而且不会面临与先前不一致话语对证之风险的许可证。因此我们裁定，使用上诉人早先作出的不一致陈述对其可信度进行的质疑是恰当的。”[10]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66年确立的米兰达规则的基本内容是，执法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必须明确告知对方有权保持沉默和有权会见律师。实际上该规则还具有口供采纳标准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功能。凡是按照该规则进行告知后获得的口供就可以采纳，凡是没有按照该规则进行告知而获得的口供就必须排除。最高法院在哈里斯一案中所做的裁定对该规则进行了修正，使原本完全不具有可采性的非法证据具有了“有限的可采性”—执法人员违反米兰达规则获得的口供不能直接作为认定被告人有罪的依据，但是可以作为对被告人当庭陈述进行质疑的依据。

　　中国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基本思路也是区别对待，这在两个“证据规定”和《刑事诉讼法》中都有体现。如前所述，《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第1条对非法言词证据进行了界定。第2条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4条规定：“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4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据此，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也采取了两分法：第一类是法律明确列举应当排除的非法证据，相当于法定必须排除的非法证据，包括采用刑讯方法获得的被告人口供，采用刑讯或威胁方法获得的证人证言和被害人陈述。第二类是可经补正或解释后再决定是否排除的非法证据，类似于自由裁量排除的非法证据，主要包括违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证和书证。这样的规定体现了法律规则的灵活性，但是也给该规则的适用带来了难题。

　　首先，上述规定中的一些语言具有模糊性。例如，什么是“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或“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什么是“补正”及如何“补正”？什么是“合理解释”？其次，上述规定“遗漏”了一些非法证据，例如，收集证据的主体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证据形式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证据，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获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采用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违反法律规定收集的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违反法律规定作出的鉴定意见和勘验、检查、辨认、侦查试验笔录等。再次，上述规定中关于某些非法证据的处分方式不够明确。例如，“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含义究竟是不能采纳还是不能采信？《死刑案件证据规定》中也存在类似问题，例如其第19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20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讯问笔录没有经被告人核对确认并签名（盖章）、捺指印的；（2）讯问聋哑人、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人员时，应当提供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或者翻译人员而未提供的。”按照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一般原理，排除的含义是不可采纳，即不能进人诉讼程序。“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却具有不能采信的含义，容易让人理解为可以进入诉讼程序，但是其证明力应该贬损。

　　作为规范司法活动的法律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该具有明确性、可操作性、可预测性等基本特征。其中，明确性是核心，因为它是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的基础。明确性强，规则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就高；明确性弱，规则的可操作性和可预测性就低。从一定意义上讲，法律规则的明确性标志着立法技术的水平高低和法律制度的完善程度。因此，立法者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应该尽可能使用精确的语言进行表述。然而，受概念的模糊性和语词的多义性以及社会语言的发展变化等因素的影响，法律规则往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或开放性，即主要含义的相对明晰伴随着边缘含义的相对模糊，或者说，在较为抽象的层面上相对明晰而在较为具体的层面上相对模糊。另外，为了满足普遍适用和长期适用的要求，法律规则也需要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因此，立法者在制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时使用“等”之类模糊化表述方式，也是无奈之举。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通过之后，立法机关的有关领导曾解释说：“对于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予以排除，有的建议对采用引诱、欺骗手段取得的口供也应当明确予以排除。经研究考虑：采用引诱、欺骗手段取得的口供、证言也是非法的，也应当禁止，但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多，影响较大，重点应当排除的主要是刑讯逼供取得的供述，明确列举，体现了着力解决在惩治犯罪和维护司法公正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11]从立法的角度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这种灵活性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这就会使规则的适用陷入难以统一的境地。下面，笔者仍以欺骗取证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