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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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 6号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已于2013年7月26日经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3年7月26日



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的决定


(2013年7月26日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浙江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定对《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作如下修改:
将第五十六条修改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查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时,在全体会议上听取省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的审议结果报告。”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浙江省地方立法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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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始,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则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贯彻落实措施。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我党的一项优良传统作风。作为在党的领导下从事司法工作的人民法官,本身多数就是共产党员,理应用好这一武器。既是为当前开展的群众教育实践活动健康发展取得实效做贡献,更是为提升自己的司法水平和能力应付出的努力和追求。
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是在党内通过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的形式体现出来。上至中央,下至各级基层党组织,都会依要求和规定进行开展。身为一名法官,无论是否是共产党员,无论是否参加民主生活会,最重要的当是领会这一“武器”的精髓,助推肩负的“定纷止争”的审判执行工作。
就批评而言,是针对他人。从政治、组织的角度,这里不必赘述。从业务--法官职业的角度,不妨可以做一些自己的理解。对错与否,类比是否妥当,只资参考。依通常的感受,批评是上级对下级行使权力。放在法官群体中,如果又仅从司法职业的角度出发,法官之间是没有上下级的。无论是审委会,还是合议庭,哪一级审判组织之中,法官对案件评判的意见都是平等的。当然,上级法院审判组织对下级法院行使审判监督权另当别论。恰恰这其中平等的法律要求,与实际工作中不平等的现象,需要法官对别的法官,尤其对身处“领导”地位的法官,须有批评意识。实际工作中,比如,合议庭合议时,一般是承办法官首先回顾案情并发言;如果身为审判长的庭长在主持合议时,率先发表意见,其他合议庭成员与其意见一致,自然罢了;如果其他成员与庭长意见不一,甚至是相反,就是考验法官是否敢于批评了。虽然,意见之争并不能简单的视为我们通常感受和理解的所谓“批评”。因为,批评似乎是针对错误而言,合议时发表不同意见是法官独立思考的要求,只要是从事实和法律出发,没有主观恶意,是不能轻易得出对与错的结论的。这么以来,把对案件的分歧作为批评对待是不是扩大了对象。细细想来,却也不是,连正常行使合议案件职权、从事实和法律角度出发的反对意见就不敢提,何来敢于对他人错误尤其自己上级的批评。合议如此,审委会讨论中更显得重要。主管院长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之后,同级别分管其他事务的院长、处于下属地位的其他审委会委员,该如何发表自己的意见,显然涉及能否对他人予以批评的问题。还需注意的是,主持审委会的院长或受院长委托的人,一旦先行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他委员是随声附和,还是一如既往发表自己的意见?按照规定和要求,自然是选择第二种做法,但实际操作中能否落实,依然涉及是否敢于批评的问题。同时,还涉及“别人”能否接受批评的问题。如果受批评者非但不接受批评,批评者的目的不能实现,反而导致受批者对批评者有成见。“闻者不戒,言者成罪”。一旦出现不利于团结、不利于司法公正之事,批评之意义将大打折扣。
就自我批评而言,是针对自己。这很容易让人想到中国传统的修身。“慎独”、“吾日三省吾身”等等箴言,不一而足。这点,好像无论是政治组织要求,还是司法职业本身的要求,之于一名法官,差别似乎不大。 “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无论做人,还是做各不相同的事业,套用常用的一个词:普适性。从职业角度,法官的自我批评当着眼于自身业务素质的提高。大而言之,有两个方面,一曰理论水平,一曰司法能力。或许有人毕业于法律本科,又被分配到基层法院,办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案件,会不自觉的认为,就我这法律功底,能够用到的法律理论寥寥无几,再学也用不上啊!自我满足之心态溢于言表,哪里还有自我提高、自我批评的考虑。至于办案,什么叫能力?法律程序自己再熟悉不过了,送达、开庭、宣判,能够调解咱也会做思想工作,判决了不服可以上诉,只要依法办案就不会错,谁能力比谁强多少?不好界定。这些貌似正确的说法,实在经不起推敲和反驳。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学无止境。没有哪本法律教材是专门为了你今后的法律职业量身定做的,何况社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你上大学时教材书写的理论或许早被认为过时乃至抛弃,很多法律条文已被修改,有些法律则可能已被废止,新的理论,新的法律,新的条文,不学习自然不能适应工作需求。还有这么一句话:技不压身。案件本身是千差万别的,即便性质相同的案件。按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本身是正确的,但如果不能从案件的“个性”出发,法官无疑成了车间流水线工作的虽然熟练但也十分僵化的操作工。问题是,车间生产的产品原料是一致的,产品的形式要求与实质要求同样是一致的。案件的性质固然相同,当事人是不同的,诉请更是各有所求;即便是同一个当事人,在诉讼的不同阶段,其心态也会发生变化,由立案时的气势汹汹、誓不罢休,到结案时的垂头丧气、息事宁人,究竟能不能利用当事人的心态变化,促成案件处理的变化,求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能不说取决于法官的司法能力。
把解决党内矛盾的“武器”,诠释于法官的职业,或许未必妥当。目的非他,按周强院长的要求:“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有力武器,找准问题,及时整改,推动工作。”“推进法院工作不断实现新发展。”

作者:刘振厚 电话:0376—6362259
地址: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法院 邮编:4641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民用航空技术与民用产品合作的协定

中国政府 苏联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民用航空技术与民用产品合作的协定


(签订日期1990年6月14日 生效日期1990年6月14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以下简称“双方”)为了发展和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在民用航空技术和民用产品方面的互利合作,协定如下:

  第一条 双方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将在民用飞机、直升飞机、航空发动机、航空机载设备及其它们的部件、附件的生产、科研试验与研制方面,在组织民用航空技术许可证生产、民用航空技术和民用产品的合资企业方面进行合作。

  第二条 双方将创造必要的条件保证双方的企业和机构按本协定第一条中规定的方面开展合作。本协定规定在民用航空技术和民用产品生产方面的合作将在合同的基础上进行。这些合同将由双方的企业和机构按着本国法律及两国间相应的协议签订。

  第三条 按本协定进行的合作将实现支付上的平衡,即按本协定第一条中的规定,中国向苏联提供的产品、技术装备、半成品、材料和服务的总支付数额将与苏联向中国提供相应商品和服务的总支付数额相等。
  双方达成协议,在本协定规定的范围内相互提供的产品、设备、材料和民用产品免除关税。
  按本协定规定的范围,每年相互提供产品和提供服务的数额将纳入两国间的商品周转总额内。

  第四条 按本协定规定的范围所提供产品的价格、服务费用及技术资料转让费用,其中包括发明和“诀窍”的费用,将按着中苏两国换货和支付协议及相应的纪要所确定的作价原则在合同中确定。

  第五条 在实施本协定的过程中,双方不承担企业和机构之间签署的合同义务中规定的财产责任。

  第六条 为了检查组织合作和本协定所规定的执行情况,将由双方成立协调委员会。协调委员会由八人组成,各方四人协调委员会会议一年举行一至两次,依次在中国和苏联进行。

  第七条 未经对方合作者同意,双方的企业和机构保证不向第三国以及外国的自然人、法人转让在执行本协定过程中所获得或提供的设计技术文件、资料或信息。
  双方的企业和机构将提出有关的保管制度,严格控制使用对方所提供的发明、技术诀窍和其它形式的工业产权,包括技术文件、资料、信息及双方有关单位认为必要列入此制度内的其他资料。
  双方各自的企业和机构不得在本国用对方转让的发明和其他技术决定申请专利,并采取措施防止在第三国内申请专利,乃至未经有关合作者同意用它生产其他产品。

  第八条 本协定不涉及双方或其中一方与第三国签订的其他协定和合同所确定的权利和义务。

  第九条 本协定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到二00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本协定的延长问题将不迟于协定有效期满的前两年由双方研究决定。

  第十条 本协定可根据双方协商修改或补充。修改或补充由纪要形成。
  本协定于一九九0年六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签订,一式两份,用中文和俄文书写,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
     代   表               代   表
      林宗棠                 赛斯佐夫
      (签字)                (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