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骚扰及我国相关立法建构之新探

刘侨，李奇遇


内容摘要：
当前，性骚扰作为一种人格异化的社会现象在美国的女权运动中最先提出后，愈加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重视。然而在我国相对粗浅及贫乏的相关立法的前提下，性骚扰仅仅作为一类道德领域内的社会现象或是一种有伤风化的行为而并未上升至法律层面予以规制。虽然在学理上对该问题的研究不乏其人，但在笔者看来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认识上的片面性且尚有相当的完善空间。本文着重于对性骚扰行为的内涵与外延等相关本体方面的论述，进而提出相关立法建构的主张。
关键词：
性骚扰 性侵犯 立法建构

性作为人类的一项基本的生命活动，是人之大欲，也是人之生命。它是人通过从相对方的身上得到性欲上的满足的生理过程以及伴随的心理状态。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出于人际交往及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人们发现有必要对性这一人类的本能活动予以规范和限制，从而也就产生了一系列相应的行为规范体系。而性骚扰却表现为人类本能不断冲击和逾越社会文明规则的行为现象，而这一行为现象却是在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条件下，人类对正常精神及生理需求的反叛和解禁的过程中形成的。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密执安大学著名的女权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首次提出“性骚扰”这一概念以来，其不仅成功的改变了美国法学和法律界对女性的态度，使女性在“被男人支配和设计的秩序中”建立了一种新的力量关系的同时还引起了西方社会对性骚扰行为的法律意义广泛的关注。
一、性骚扰的界定
由于性骚扰的社会性及反常理性，要予以其确切的定义存在相当的难度，这也就导致了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不一致性。99年版的《词海》首次收入了“性骚扰”词条，其释义为：“性骚扰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美国的用语。指在存在不平等权力关系的背景条件下，社会地位较高者利用权力向社会地位较低者强行提出性要求，从而使后者感到不安的行为。是一种性别歧视的表现。”该释义揭示了性骚扰的两个关键要素，即体现为不平等权力关系的“阶级”要素及体现为性别歧视的“性别”要素。中国香港在《性别歧视条例》中将性骚定义为：“一方向另一方做出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冒犯行为，包括不情愿的肉体接触、性贿赂，提出与性相关的行为作为给予某种利益的条件，此外还包括不涉及肉体接触的言语、图文展示、眼神及姿势等。”
麦金农通过对工作中性别歧视和压迫的观察分析，提出了性骚扰的概念。她认为“性骚扰即通过滥用权力，在工作场所、学校、法院或其他公共领域，以欺凌、威胁、恐吓、控制等手段向女方做出不受欢迎的与性有关的言语、要求或举动的行为。麦金农还指出性骚扰是从妇女角度和经历提出的第一个法律要求，是性别歧视的一种方式，是性暴力的一部分或延伸。” 事实上，美国法律也主要是从女性工作和就业的角度来将性骚扰界定为一类在就业中为法律所禁止的性歧视行为，且加拿大法律也把性骚扰看作是特殊的性别歧视行为。1980年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对性骚扰的说明是：“不受欢迎的性表示、性交要求、以及其它有性性质的言语或躯体行为。”对于性骚扰的定义除与就业有关外，也有人认为还与获得的学习或培训机会有关。如MacKinnon指出，“为了获得就业或学习机会以性顺从作为交换或提议为交换。”这种交换将隐藏于性表示之后的具有威逼性质的因拒绝顺从而实施的报复行为昭然若揭。
我国大陆关注和研究性骚扰问题是近几年的事情，因此尚未在立法上对性骚扰做出明确的规定。但根据国内对性骚扰的研究和报道，学界较为一致的认识是：违背当事人的意愿，采用一切与性有关的方式去挑逗、侮辱和侵犯他人的性权利， 并给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其行为方式包括口头性骚扰、行为性骚扰和环境性骚扰。但也有学者认为性骚扰应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的两种解释。广义的性骚扰主要指发生在工作、学习、娱乐等公共场所的针对妇女的性暴力行为，根据其程度可分为一级性骚扰和二级性骚扰。二级性骚扰包括语言骚扰、性挑逗及性胁迫。只要其行为情节己经造成了使女性感到受威胁、损害或有敌意的环境，即构成了二级性骚扰；一级性骚扰是指性攻击行为，包括强奸、性虐待及任何造成肉体伤害的性暴力或异常性行为。而狭义的性骚扰通常是仅指二级性骚扰。
笔者认为，上述论述均有失偏颇，并提出以下疑问：性骚扰是否只能发生在权力、地位不平等的行为主体之间？是否仅仅体现为一种性别歧视而排除同性之间的性骚扰行为？是否必须存在着就业或学习的利益交换和驱动？是否当然的以暴力为表现方式？答案是否定的，结合上述观点，笔者认为，所谓性骚扰是指行为人以性欲的满足或放纵为目的，违背他人性意志选择的自由，而采取的对他人性利益的非实质性挑衅、干扰或对进一步采取实质性侵害的暗示，而使他人对自身性利益的保护产生精神上的不利后果的行为。可以说，性骚扰是建立在一种非常态的性观念、性道德的基础上的无视他人人格权利的侵权行为。
可见，要构成性骚扰行为必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行为主体的广泛性。由于性骚扰是一种对他人性利益的非实质性侵害，因此其表现方式及程度的范围十分广泛，这也就决定了其行为主体的广泛性。笔者认为，性骚扰的行为主体只要具备民事行为能力即可，包括男性、女性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里，实际上承认了同性之间性骚扰的存在。据国外一项调查表明，当妇女控告受到性骚扰时，性骚扰者总为异性（男子）；男性控告受到性骚扰时，40－50％ 的性骚扰者是另一名男子；女性控告另一名女子性骚扰的百分比为2％。 此外，有大量案例表明在学校等教学场所，具有限制民事能力的学生也时常会在事实上对成年教师进行性骚扰的活动。
（二）行为是以性欲的满足及放纵为目的的。由于性骚扰并非以强行性交为表现方式，且其严重程度也轻于强奸，因此通常成为人与人之间某种物质或机会利益的交换条件，因而也时常发生于工作场所、职务上具有隶属关系的上下级、以及一方以他方权力为利诱的情况中。然而，之所以采取性骚扰来作为利益的交换条件而非其它，归根到底还是行为人的性需求使然。因而，即便是在一种非利诱的情况下也同样存在性骚扰发生的可能。如具有露阴癖好的人向他人实施的暴露行为即属于非利诱关系的陌生人之间的性骚扰行为，其单纯以反自然性欲的满足为目的。
（三）行为主体主观上出于故意。性骚扰的行为主体总是有目的、有计划的针对特定对象而开展实施，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来达到满足及放纵其性欲的目的。因此，行为人在主观上不可能出于过失，如长期生活在性风俗、性观念比较开放的地方的人在相对保守的地方，其习惯性行为可能引起当地的反感或抵触而误认为为性骚扰；又如在公交车或其他拥挤的公共场所，人们也可能在外力的作用下无意间触碰到对方的性敏感部位，或由于某些纠纷在吵架中所使用的带有性意味的辱骂性语言均不属于性骚扰的范围之内。
（四）行为客体为对性利益及其相关权益的侵害。这是性骚扰区别于一般侵权行为的本质特征。这里所指的性利益是指行为相对人的性敏感部位不受侵犯以及与性相关的心理和精神上免受不利影响的权益，因而可分为身体上的利益以及精神上的利益。前者主要是指相对人性敏感部位的利益，即足以对他人产生性刺激的部位。行为人对于相对人身体上的侵害通常表现为直接的侵害方式，如触碰、抠挠、挤捏等，若行为人使用道具辅助也并不影响其行为的直接性。当然，如果行为人对相对人非性敏感部位的侵害则不构成性骚扰而构成其它的人身侵权行为；后者主要是行为相对人与性相关的精神上的利益，这是相对人性利益的核心，也是性骚扰主要侵害的客体。行为人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的侵犯均可造成相对人精神利益的损害，因此对相对人身体利益的损害也就必然会导致对精神利益的损害，其主要包括相对人对行为人对自身性侵犯的恐惧、担心以及事后的痛苦、屈辱进而造成情绪不稳定，工作效率降低，生活规律和内心平静都受到极大干扰,丧失一个正常人所应享有的在社会生活中的安全感、满足感和尊严感。可见，性骚扰的实施必然导致对相对人与性相关的精神利益的损害。同时，对性利益的侵害实质上表现为对贞操权的侵害，而贞操权是自然人基于其保持性纯洁的品行产生的人格利益而享有的一种人格权利。然而，性骚扰的侵害客体并不仅限于贞操权，还涉及到与此相关的广泛的人格权利，如人格自由权、人格尊严权、名誉权及隐私权等等。
（五）行为对象的特定性。即受性骚扰行为作用的对象必须是特定的人，而不能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如行为人在公共场所向公众做出某种具有性暗示的淫秽动作或暴露其性器官的行为对于公众来说不具有强制性，由于其行为不具有针对性，故每一个行为对象都可以选择受其作用或不受其作用，故其完全可以自行避免其性利益受到侵害并排除对其人格自由权的限制。
（六）行为的单方性和强制性。性骚扰是行为人单方的强行要求相对人受其作用的强制行为。其不同于双方的合意行为，其仅仅表现为行为人单方面的意思表示，并将其强行施于相对人的身上，而不考虑相对人的意愿，但如果相对人事后对行为人的行为予以接受，则不够成性骚扰。行为人的强制行为可以依其程度的不同表现为不同的方式，最为直接的方式即通过暴力手段对相对人的人身进行控制，并对其强行实施猥亵行为。间接的方式也同样可以体现行为的强制性，如通过电话、短信以及电子邮件等方式在相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淫秽的语言描述进行强制性的性骚扰。当然，行为发生的偶然性与持续性对于性骚扰的成立和强制性并不影响，只要相对人在性骚扰行为的进行过程中具备选择避免或抵抗的能力则可对抗行为的强制性。
（七）行为方式的非实质性。这是对性骚扰行为程度上的限定，主要是将其与强制性交行为予以区别。骚扰是一种对他人利益的非实质性挑衅、干扰或是对行为人进一步采取实质性侵害的暗示，而使受害人产生精神上的不利后果的行为。其目的或许是为了达到某种实质性侵害而进行的前期试探性或预备性行为，如果行为人直接实施了实质性的侵害则发生了质的改变，且直接达到了其侵害的目的，实现了其侵害利益的最大化，也就没有骚扰的必要。而对于性侵犯来说，性交则是行为人性利益的最终追求，是其实质性利益之所在。因此，除性交以外的其它行为均难以达到性交对行为人性欲的满足及相对人性利益损害的程度。因此除性交以外的一切行为均可视为非实质性方式而构成性骚扰。
二、性骚扰的范围与类型
根据以上论述，直接对于性骚扰进行界定具有相当的技术难度，而通过对性骚扰范围的划定也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界定方法。实际上，性骚扰行为方式的多样性以及其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其广泛的涉及面。其中，程度最大、造成的后果最为严重的应当是行为人的猥亵行为，这在我国刑法中被规定为性犯罪；而程度最轻的应当表现为行为人通过间接强制手段对相对人与性相关的精神利益的侵害行为。因此，界于这二种行为之间的性侵犯行为都应当被认定为性骚扰，这也就直接反映了性骚扰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例如，行为人邮寄含有色情及淫秽内容的信件给相对人，强行搂抱及亲吻以及将相对人捆绑后进行的猥亵行为等，虽在程度上不同，但都具备构成性骚扰的条件。
可见，性骚扰应当属于性侵犯的一种，且与其它某些性侵犯存在着区别与重合。性犯罪是应当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性侵犯行为，也是性侵犯中最为严重的一种。在我国的刑事法律规范中，性犯罪主要是通过强奸罪、奸淫幼女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以及猥亵儿童罪等来予以规制的，而其中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均应当属于性骚扰的范畴。性别歧视以及性别偏见主要是针对女性而言，表现为以带有偏见性语言或行动来侮辱、贬低、敌视女性的行为，其属于性侵犯的一种，且与性骚扰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即当性别歧视发展到对女性性利益的非实质性侵害时，则是以性骚扰为行为表现形式的。所谓性挑逗是指一切不受欢迎、不合时宜的带猥亵性暗示的挑逗行为，包括掀衣服、触摸他人性敏感部位、向他人暴露性器官、展示色情图片等，即足以对他人产生性刺激或性幻想的性侵犯行为。根据性骚扰的构成条件，性挑逗均应当为性骚扰的组成部分。性胁迫是指经威胁、逼迫而违背对方性意志强行与对方发生性交或其它性服务的性侵犯行为，其主要强调行为发生的原因是基于对相对方的精神控制。但由于性胁迫的动机仍然为行为人性欲的满足与放纵，而其非实质性的其它性服务的行为方式也同样构成性骚扰。性暴力则主要强调性侵犯的行为方式的激烈程度，而这在性骚扰中也是同样存在的。至于性攻击则主要包括强奸、性虐待及任何造成与性相关的肉体伤害的暴力动作或异常行为。可见，性攻击在强度上要远远大于性骚扰。
基于以上对性骚扰范围的分析可根据不同的角度对性骚扰作如下分类：
（一）根据行为人实施的性骚扰行为是否存在对相对人利益的胁迫或控制，可将性骚扰分为纯粹性骚扰和非纯粹性骚扰。前者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之间并不存在工作、学习或金钱等其它利害关系，或许二者并不认识而仅仅是行为人出于其纯粹的生理需要而实施的性骚扰行为；后者主要是指行为人掌控并威胁相对人的利益，即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利害关系而由行为人实施的性骚扰行为。这一般发生在二者相互熟识的基础上。
（二）根据行为人所实施的性骚扰持续时间的长短，可分为即时性骚扰和持续性骚扰。前者即行为人由于一时的性冲动而不选择对象所实施的性骚扰行为，其往往是一次性的，以行为人性欲得到满足为终止；后者是指行为人长期、持续的对同一相对人所实施的性骚扰行为。持续性骚扰的行为人通常伴有其它的目的，可能是出于报复或恶意的戏弄，长期、反复的对相对人实施性骚扰行为。当然在长期行为过程中短暂的间断并不影响行为的持续性，但行为的对象必须指向同一个相对人，若是指向不同的相对人，则形成多个连续的即时性骚扰行为。
（三）根据行为人实施性骚扰行为的方式不同，可分为直接性骚扰和间接性骚扰。前者是指行为人与相对人处于同一行为现场的性骚扰行为，如猥亵、露体、触摸相对人敏感部位等；后者是指二者处于不同行为现场的性骚扰行为，如行为人通过电话、短信、信件、邮件等方式对相对人造成的性骚扰。直接性骚扰既可以对相对人造成身体利益的损害也可以造成其精神利益的损害，而间接利益只能对相对人造成精神利益的损害。
（四）根据行为人与相对人间性别的不同，可分为异性性骚扰和同性性骚扰。异性性骚扰通常是指男性对女性的性骚扰行为，然而现实生活中也同样存在着女性对男性的性骚扰的事实。虽然女性由于生理原因往往在与性相关的行为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但其同样也可以对男性造成身体利益以及精神利益的损害，但因为男性往往能够避免其损害的发生，故该种情况发生机率较小。而同性间的性骚扰则表现为男性对男性或女性对女性所实施的性骚扰行为。由于同性间的生理条件及能力相似，故行为人的性骚扰所造成的损害相对人不易排除。
（五）根据性骚扰发生的地点、场所的不同，可将其分为电话和公共场所性骚扰、工作场所性骚扰、家庭性骚扰和校园性骚扰。 第一种行为表现为如电话总机接线员收到的性骚扰电话，公共汽车、电影院舞厅、电梯、公园等公共场所发生的性骚扰行为等。工作场所的性骚扰行为通常是在上司和下属、单位同事之间发生的。其具体表现为利用相对人的从属地位，以升迁加薪等为诱饵进行的性骚扰行为，还有利用工作之便对相对人进行搜身进而触摸其性敏感部位等的侮辱行为。家庭性骚扰通常发生在有一定亲属关系或在同一房屋、庭院内居住生活的人之间。如，家庭成员之间的性骚扰行为：兄妹之间、继父与继女之间、雇主与保姆之间的性骚扰行为。校园性骚扰主要发生在师生之间、教师之间、同学之间。如教师利用管理教育学生的便利条件对学生进行性骚扰行为。另外由于一些学校治安环境不良造成一些社会闲散人员到校园中对学生进行的性骚扰行为。
三、性骚扰与相关特殊问题的探讨
以上论述虽已对性骚扰的内涵与外延予以明确，但在某些特殊环境下的性骚扰的界定问题仍需进一步的探讨。
首先，关于婚内性骚扰的问题，即夫妻之间是否构成性骚扰的问题。该问题与刑法学中争论已久的“婚内强奸”问题本质是相同的，都是性侵犯行为对婚姻关系所发起的冲击。婚姻关系与其它的人际关系不同，具有其特殊性。由于夫妻自己的性权利是维系婚姻关系的重要纽带，因此夫妻之间往往以各自所享有的性权利来排除他人的侵害，以及对其配偶性利益的限制。既然夫妻相互间的性权利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那么是不是行为人对其配偶所享有的性权利具有使用的绝对正当性呢？行为人是否可以违背其配偶的意愿而强制对其发生性接触或性行为呢？笔者认为，性骚扰具有单方性和强制性，夫妻双方性权利的合法性主要是基于双方平等的地位并自愿对对方性权利予以承认，即双方性权利的行使是双方合意的结果。然而，这里所指的性权利还应当受到合理性的限制，如果其行使违背了配偶的意愿，并对其性利益造成了不利的后果，则应当予以规制。因此，夫妻之间亦应存在性骚扰，但其存在的条件是一方对其配偶所实施的违背对方意愿的单方强制行为。然而，为了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性，对不同程度的婚内性骚扰行为所施加的责任应当不同。对侵害配偶性利益所造成的后果较小的情况下，可不追究其法律责任，但应当施以道德上的否定评价，而在后果较为严重的情况下，则可依实际情况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其次，关于性骚扰与调情的区别。调情是指两性间基于正常的爱慕或性吸引为了促进相互间感情发展而实施的抚摸、接吻、拥抱及带有性刺激的语言等行为。调情在其行为表现形式上与性骚扰类似，故容易引起混淆。但是，调情与性骚扰的本质区别则在于其不具备行为的单方性与强制性。调情是一种双方合意行为，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是得到了相对人明示或暗示的接受和允诺的，且相对方完全可以选择是否受行为人行为的作用。因此，如果相对方在接受行为人调情行为之后，又以此控告行为人对自己实施了性骚扰行为，则在法律上不应当予以支持。但如果双方在调情过程中，一方明确向另一方要求行为的终止，而另一方依然实施行为则构成性骚扰行为。这里可以顺带说明一下性骚扰与性贿赂、通奸的区别。如上所述，性贿赂与通奸实际上与调情类似，可认定为一种双方的合意行为，因为行为人所要求的性行为或性服务得到了相对人的接受和同意，且其行为方式的程度已经超过了性骚扰的非实质性条件，故性贿赂和通奸行为均不够成性骚扰。
最后，关于性骚扰与辅助性自行泄欲的区别。所谓行为人的辅助性自行泄欲，是指行为人通过借助他人的毛发、服饰、画像和相片等物品而自行得到性欲满足的行为。因此，该种行为不具有对他人性利益的侵害及社会的危害性。然而，行为人的辅助性自行泄欲行为如果不对他人作用，即不为他人所知晓或看见，其行为只能构成对他人财产的侵犯。但如果该行为被物品所有人知晓或看见，能否对其构成性骚扰呢？根据前述的性骚扰的构成要件，辅助性自行泄欲当然的排除对他人身体利益的侵害，也同样不存在对他人与性有关的精神利益的侵害。这是因为，辅助性自行泄欲并不强制物品所有人受其行为之作用，而仅仅是非法侵害了物品所有人的物品占有权，物品所有人完全可以避免行为人泄欲行为对其所造成的影响而依法恢复其对物的占有权。此外，行为人行为对象仅为他人的物品而非人，因而不具备性骚扰行为对象为特定人的条件。
四、我国性骚扰之立法建构
性骚扰在立法中予以规制最早出现在美国，如前述的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1980年就性骚扰行为而制定的专门法规便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此外，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比利时、瑞典、西班牙、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中也明确规定了性骚扰属于应予禁止的非法行为。对于严重的性骚扰行为，有的国家如加拿大、法国还将其规定为妨害风化罪，西班牙等国将其归入侵犯性自由罪。联合国同样很关注妇女性骚扰问题，为了保障妇女权利，联合国通过了有关保护妇女权利的18项公约和5项宣言。其中1993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暴力行为宣言》规定，对妇女造成或可能造成身心上的伤害或痛苦的任何基于性别的暴力行为，包括威胁进行这类行为、胁迫或任意剥夺自由，不论发生在公共工作场所还是生活中的行为均属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宣言》第二条第1款明确将在工作场所、教育机构和其他场所的性骚忧，第3项把国家纵容发生的身心方面和性方面的暴力行为均列入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中。
我国法律目前未专门对性骚扰予以规定，但有关立法已经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第237条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19条4款中均有相关规定。然而，我国关于性骚扰的立法现状是存在相当明显的缺陷的，对于性骚扰受害人正当权益的保护十分不利，其主要体现在：第一，对于性骚扰没有直接明确的法律界定，对该行为的法律救济途径未予以明确的规定；其次，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均未涉及工作环境中的性骚扰问题；第三，分散的立法模式容易造成对性骚扰理解的混乱，从而为性骚扰行为的界定带来困难。
笔者认为，对于性骚扰应当进行专门立法予以规制方能解决上述问题。不容否认，制定专门调整是性骚扰的法律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立法工程，而且有许多关于性骚扰在法律意义上的定性问题在学界尚未形成共识。这里，笔者将紧密联系我国国情，根据现实需要，参考世界各国先进的立法实践和经验，对性骚扰的相关立法问题进行探讨。
首先，关于性骚扰属于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笔者认为，性骚扰作为一类社会现象，同时也是对他人性利益的侵权行为，因此不能对其完全作出道德和法律上的归属。性骚扰的内核是对性道德的颠覆，但同时需要法律来予以规制和惩处。然而，考虑到性骚扰行为表现方式的多样性及其程度和造成的损害后果的不同，不能对所有的性骚扰行为都追究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应当对给受害人造成一定严重程度的不利后果时方可给予行为人法律上的处罚。在这里，不妨为受害人对性骚扰可采取法律救济的底限设定一个标准，即只要受害人所患有的精神方面的疾病与行为人的性骚扰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则可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
次之，关于性骚扰行为所属法律关系的性质，即性骚扰应当属于民事法律关系、行政法律关系还是刑事法律关系，对于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应当定性为民事责任、行政责任还是刑事责任的问题。由于性骚扰主体缺乏行政权能，且其行为性质并未体现行政权力的行使，故可轻易的排除其行政法律关系的性质。然而，就我国目前的民事及刑事立法现状来看，性骚扰行为主要是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对象，而部分严重的行为则涉及到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中。因此，除性骚扰中的性犯罪行为为刑事法律规范所调整外，其它行为均为民事法律关系所调整。
再次，关于性骚扰诉讼中的举证问题。这是学界所公认的性骚扰诉讼案件中普遍存在的困难。虽然性骚扰的行为人有少数在公共场所实施，其绝大对数是在较为隐蔽的或私人场所实施，且其行为所直接侵害的受害人的身体利益和精神利益难以实现有形化证明，而对于其性利益的损害与行为人的行为间存在因果关系则更加难以明确，所以如果要求受害人承担举证责任则不利于对其正当权益的保护。笔者认为，在性骚扰的诉讼实践中不妨考虑设置举证责任倒置，即要求被告承担举证责任。这就大大降低了诉讼中的举证难度，也有利于对受害人正当利益的保护。实际上，对于此类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倒置并不会为被告带来多少负担，对于直接性骚扰被告只需有效的证明其与受害人所主张的受侵害的时间所处的地理位置不一致即可免责，而对于间接性骚扰，则可通过调取通话记录、邮件记录及短信记录即可揭示案情事实。然而，为了防止受害人滥用诉讼权利而对被告带来的不便，应当增加性骚扰案件的诉讼费用，即通过增加性骚扰的诉讼成本来限制受害人诉讼的无目的性和随意性。
最后，关于性骚扰的立法体例的问题。当前，世界各国存在两种做法，一是制定单行法规，如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而更多的国家是将性骚扰问题规定在劳动法或相关的公司法中，采取分散式立法，如法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等。我国学者则大多建议先在有关部门法中增设性骚扰条款，如在修改《妇女权益保障法》时可以明确针对妇女的性骚扰的定义、有权处理该问题的机构、处理该问题的基本程序、处理原则等；在制定民法典时增设有关性骚扰的条款。事实上，性骚扰行为已构成对公民诸多民事权利的侵害，但我国目前的民事立法对此类权利的保护过于原则化，应在修改时增强其可操作性；在公司法中增设有关性骚扰的条款。如规定公司的董事会和监事会等高级管理层应当对性骚扰问题设立内部检查制度及申诉程序，使所有雇员了解到性骚扰的禁止性纪律规定；在劳动法中增设有关性骚扰的条款。如规定用人单位有应当为劳动者提供平等、安全的良好劳动环境和劳动条件。用人单位应当制定禁止性骚扰的纪律规定，并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受理职工关于性骚扰的投诉请求以及调查处理等，这些内容还应在劳动合同中予以规定。最后在立法条件成熟时再出台一部专门的反性骚扰的法律 ，对本文所论述的关于性骚扰的界定、范围及相关问题予以明确的规定。

参考文献

苏玉环：《性骚扰之民法研究》，《黑龙江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J]，2004年第1期总第40期，第69页。
析商标使用许可期限届满后库存产品的处理

一、实践中产生的争议
商标使用许可制度是国际上通行的一种制度。在许可人与被许可人双方之间有条件合作的基础上,实行商标使用许可制度，对于促进企业间发展横向联合，促进技术的转让和引进，发挥企业优势，扩大名牌商品的生产，满足消费者需要，提高社会经济效益，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商标注册人可以通过商标使用许可的手段，扩大市场占有率，提高企业知名度。同样，商标被许可人也可以通过被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商标使用许可制度受到了许多企业的青睐。
商标使用许可是指商标权人依法将部分或者全部商标使用权许可给他人使用，并收取一定的使用费作为对价的行为。商标许可使用后，商标权人并不丧失商标权，被许可人仅取得商标使用权。在审判实践中出现了许多因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期限届满后，被许可人销售库存产品而引起的商标侵权纠纷。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终止后，对许可期限内生产的库存产品如何处理，尤其是被许可人能否继续销售库存产品，引起了很大的争论。目前，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被许可人无权销售库存产品，这种销售行为同样构成商标侵权。商标权是权利人享有的一种专有权利，在商标许可合同期限届满后，被许可人对库存产品的销售行为必将侵犯商标权人享有商标权，因此，库存产品不能销售。
另一种意见认为，被许可人有权销售库存产品，这种销售行为不构成商标侵权。理由：1、库存产品是在许可期限内生产的，期限届满后，被许可人仍旧可以销售，此种销售行为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或强行性规定，因而是合法的；2、被许可人已对协议期生产但仍未售出的产品，投入了资金、人力，如果不准其销售，将造成产品的积压，会给其带来损失，因此被许可人的销售行为是为了减少自己损失的一种自助行为；3、库存产品是在商标使用许可期限内生产的，许可人与被许可人有共同的利益，被许可人对库存产品的销售对许可人而言，也是有利的，因此被许可人可以继续销售库存产品。
二、目前的法律规定
目前，我国的商标使用许可制度主要是由《商标法》和《商标法实施条例》进行规范和调整的。
1、《商标法》第40条规定：商标注册人可以通过签订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许可人应当监督被许可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商品质量。被许可人应当保证使用该商标的商品质量。经许可使用他人注册商标的，必须在使用该注册商标的商品上标明被许可人的名称和商品产地。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应当报商标局备案。
2、《商标法实施条例》第43条规定：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的，许可人应当自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将合同副本报送商标局备案。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规定；商标法第40条规定的商标使用许可包括以下三类：（一）独占使用许可，是指商标注册人在约定的期间、地域和以约定的方式，将该注册商标仅许可一个被许可人使用，商标注册人依约定不得使用该注册商标；（二）、排他使用许可，是指商标注册人在约定的期间、地域和以约定的方式，将该注册商标仅许可一个被许可人使用，商标注册人依约定可以使用该注册商标但不得另行许可他人使用注册商标；（三）、普通使用许可，是指商标注册人在约定的期间、地域和以约定的方式，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并可自行使用该注册商标和许可他人使用其注册商标。第4条规定：商标法第53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包括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许可人、注册商标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在发生注册商标专用权被侵害时，独占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排他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和商标注册人共同起诉，也可以在商标注册人不起诉的情况下，自行提起诉讼；普通使用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经商标注册人明确授权，可以提起诉讼。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法律对商标使用许可的内容即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作具体、明确的硬性规定，如商标使用费的结算方式和支付时间、商标标识的管理、合同终止后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责任等等。这些内容主要由当事人在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中协商确定。可以这么说，在商标使用许可期限届满后，被许可人是否可以继续销售其在许可期限内生产的库存产品，现行法律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三、商标使用许可期限届满后库存产品的处理
由于现行法律对这一问题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那么，在商标使用许可期限届满后，库存产品应该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若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中有明确约定的，依约定处理；若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中未明确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的，则应根据法律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予以灵活处理。
（一）合同有约定的，依约定处理。
民事领域遵循意思自治原则。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在与政治国家相对的私法关系中，无论是设定权利还是设定义务，都完全取决于民事主体自由意志的基本法则理念。在知识产权领域，也同样实行意思自治。只要不违背国家强行性法律的规定，允许当事人自由设定权利、自由设定义务。在商标使用许可合同中，如果许可人与被许可人明确约定在许可期限届满后的一定期限内，被许可人可以销售库存产品，那么被许可人就有权销售库存产品；反之，被许可人则无权销售库存产品，若被许可人继续销售库存产品则构成商标侵权。
（二）合同没有约定的，依不同情形，不同处理
如前所述，目前我国的法律对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几乎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这一内容几乎完全依赖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审判实践中，我们发现这一问题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当事人对许可期限届满后，被许可人能否销售库存产品几乎没有什么约定。若合同中对库存产品问题没有约定，许可期限届满后，被许可人能否继续销售库存产品，继续销售行为是否构成商标侵权呢？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进行法律解释，运用利益衡量的科学方法，综合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针对不同的情形，进行不同的处理。
法律实际上就是对现实生活中各种利益冲突进行妥当的协调，解决当事人之间以及当事人与他人、社会、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实现不同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梁慧星说，法是为解决社会现象中发生的纷争而做出的基本准则，成为法律调整对象的纷争无论从何种意义上都是一种利益的对立和冲突。法律公平与否，取决于利益平衡与否。利益衡量理论是日本学者加藤一郎在批判概念法学各种弊病的基础上于上世纪60年代在《法解释的理论与利益衡量》中提出的。该理论主张对法律的解释应当更自由、更具弹性，解释时应当考虑实际的利益。在处理两种利益间的冲突时，强调用实质判断的方法，判断哪一种利益更应该受到保护。具体到法律应用处理时，不是直接通过法律规定来得出结论，而是首先通过利益衡量得出结论，然后再从法律条文中寻找根据，以便使结论正当化或合理化。因此，所谓利益衡量，是指法官审理案件，在案件事实查清后，不急于去翻法规大全审判工作手册寻找本案应适用的法律规则，而是综合把握本案的实质，结合社会环境、经济状况、价值观念等，对双方当事人的利害关系作比
较衡量，作出本案当事人哪一方应当受法律保护的判断。此项判断称为实质判断。在实质判断基础上，再寻找法律上的根据。
在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期限届满后对库存产品如何处理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下列几方面的利益：一是许可人的利益；二是被许可人的利益；三是消费者的利益；四是社会的利益。若在原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期限届满后，商标权人又与第三人签订了新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则还涉及到新被许可人的利益。对于许可人来说，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享有的一种专有权利，在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期限届满后，被许可人已不享有商标使用权，其对库存产品的销售，必然侵犯许可人的商标专用权；对于被许可人来说，库存产品凝结了被许可人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如果不准许其销售，将造成产品的积压，从而给其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对消费者来说，被许可人继续销售库存产品，不会造成他们对商品或商品来源的误认；若被许可人不能继续销售侵权产品，那么凝结人力、物力、财力的库存产品就会白白烂在仓库里，这是任何法律体制下都不允许的，也不符合我们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若在某特定地域有新被许可人，被许可人销售库存产品必然会影响新被许可人的市场份额，损害新被许可人的利益，侵犯新被许可人的商标使用权。因此，要正确处理库存产品，就要对这几种利益进行综合衡量，得出法律应当保护哪一方利益的实质判断，然后再从法律上寻找根据。
1、许可期限届满后，许可人没有与第三人签订新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情形。对这种情况下进行利益衡量分析应当区分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的不同类型。
（1）在商标独占使用合同中，许可期限届满后，被许可人原则上可以继续销售库存产品。商标独占使用许可合同中，注册商标仅仅许可给一个被许可人使用，而商标权人自己也不能使用注册商标。这样，商标的使用许可费相对来说是非常高的。凝结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库存产品若不能销售，对被许可人来说，损失是非常大的。因此，允许被许可人继续销售库存产品，一方面有利于对被许可人利益的保护，另一方面还能避免产品的浪费，有利于商品的流通、经济的发展。而且这些库存产品或其来源也不会产生混淆或误认。当然，为了防止被许可人滥用权利，从公平角度出发，对被许可人的销售权应当作一定的限制。一般来说，应当对被许可人的销售权规定一个合理的“宽限期”，可以由法官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确定，但期限不宜过长。
（2）商标排它使用许可合同可以参照商标独占使用许可，赋予被许可人一定期限的库存产品销售权。这样处理的依据是民法的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在本质上属于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准则，是道德准则的法律化。它要求在民事活动中，当事人必须诚实、善意；行使权利时不侵害他人与社会的利益；履行义务信守承诺和法律规定；最终达到获取民事利益的活动，不仅应使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而且也必须使当事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得到平衡。《民法通则》第4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因此，《民法通则》第4条也可以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
（3）在商标普通使用许可合同中，被许可人往往不是一个而是几个甚至几十个。被许可人支付的商标使用许可费相对而言较低。在许可期限届满后，若赋予被许可人库存产品的销售权，会大大影响许可人的商标专用权和其他商标使用人的权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不宜赋予被许可人库存产品的销售权。这样处理的法律依据主要是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权利人行使权利超过正当界限，有损他人利益或社会利益的，为权利滥用。滥用权利不受法律保护。权利人行使权利本应受法律保护，罗马法上就有“行使自己的权利，无论对于任何人，皆非不法”的观念，法国大革命以后强调“权利绝对”。社会实践的发展证明，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权利人不正当地行使权利，会给他人造成损害，也会对社会带来不利，于是产生了“权利滥用”的观念。禁止权利滥用的存在价值，就是民事活动意思自治原则的限制，目的就是要求民事活动的当事人在行使权利及履行义务的过程中，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我国《宪法》第5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民法通则》第7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尽管法条未用滥用权利之语，但该条禁止滥用权利的立法意图十分明显。这一规定是权利不得滥用原则的法律表现形式，违反社会公德、社会公共利益、国家经济计划、社会经济秩序的行为都是滥用权利的行为。
但是，若让这些库存产品白白烂在仓库里，不但会造成被许可人的经济损失，还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一个可行的办法是鼓励许可人或者其他被许可人对库存产品的回收，至于回收的价格，可以由当事人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法官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予以确定。这主要是依据公平原则。
2、许可期限届满后，许可人与第三人签订了新的商标使用许可合同。此时，由于涉及到第三人即新被许可人的情况，在原商标使用许可合同许可期限届满后，原则上不允许被许可人继续销售库存产品，类似于上述商标普通使用许可的情形。若赋予被许可人库存产品的销售权，会侵犯第三人取得的商标使用权。法律应当保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当然从社会利益角度出发，可以鼓励对库存产品的回收。
3、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约定商标使用数量的，许可期限届满后，约定数量范围内的产品应允许继续销售。若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约定的是商标使用数量，被许可人支付商标使用费的依据主要是使用商标的数量。约定商标使用数量，在许可期限届满期时，存在两种情形，一种是被许可人生产的产品超出约定的数量范围；一种是被许可人生产的产品不超出约定的数量范围。在许可期限届满后，属于约定范围内的产品已经支付了相应的商标使用费，因此，允许被许可人继续销售库存产品是符合公平原则的。若超出约定范围的库存产品则不能再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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