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大同市人大常委会


大同市行政执法责任制条例



大同市人大　
２００４０４０１　


（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７日大同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日山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行政执法责任制，是指依法确定执法主体资格，明确执法职责，规范执法行为，追究违法执法责任，加强执法监督的制度体系。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行政执法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执法责任制工作，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市人民政府负责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市人民政府的法制工作机构具体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工作。
　　行政执法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具体负责组织本机关实行执法责任制的各项工作。
　　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由行政执法机关的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
　　第五条　本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同级人民政府实行执法责任制的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章　执法主体资格
　　第六条　依法行使行政职权的行政执法机关，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
　　第七条　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依照法律、法规的授权，取得行政执法主体资格。
　　第八条　行政执法机关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行政执法主体资格的组织由市、县(区)人民政府向社会公布。
　　同一法律、法规涉及两个以上行政执法机关并且需要明确各自职责的，由人民政府依法确定其执法责任。
　　第九条　行政执法人员应当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山西省行政执法条例》的规定取得执法证件后，方可从事行政执法活动。
　　　　　　　　　　　　第三章　执法制度
　　第十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法律知识学习考核制度，提高执法人员依法决策、依法办事、依法办案的能力和水平。
　　拟由市、县(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人民政府任命的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应当进行任职前法律知识考试；任职后也应当进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法律知识考核，考核结果应当作为执法人员任免和奖惩的依据之一。
　　第十一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法律知识普及宣传制度，宣传相关的法律知识。
　　第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执法公示制度，将执法部门和执法岗位的执法依据、职责、程序、条件、时限、收费标准等向社会公布。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三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对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应当实行行政决策听证。行政决策听证应当遵循公开原则、公众自由参与等原则。
　　第十四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明确追究的范围、责任的划分、责任承担的形式和追究的程序。
　　第十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行政问责制度，对因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影响行政管理秩序和执法效率，或者损害行政管理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行政执法机关主要负责人实施责任追究。
　　第十六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执法情况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制度。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在每年二月十日前，将上年度本机关执法情况和执法责任制实施情况书面报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法制工作机构对本机关行政许可、行政裁决和行政处罚决定的审核制度，规范性文件发布前的审查制度，行政执法监督和检查制度以及组织行政许可听证、行政裁决听证、行政处罚听证、行政复议、行政赔偿、行政执法争议调处等制度。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建立行政诉讼案件行政执法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
　　第十九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依法建立规范性文件的备案制度。
　　　　　　　　　　　　第四章　执法职责
　　第二十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根据法定职责，明确执法岗位和执法人员的执法责任，正确履行执法职责。
　　第二十一条　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执法，文明执法，不得滥用职权、玩忽职守。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预、阻挠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依法履行职责。
　　第二十二条　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应当依法、高效履行法定职责，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不履行法定职责，包括拒绝、放弃、推诿、不完全履行职责等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情形；
　　（二）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包括超越管辖范围、无合法依据以及不依照法定程序和规定的时限履行执法职责等应当作为而不依法作为的情形。
　　第二十三条　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应当维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违法限制或者剥夺公民人身自由；
　　（二）殴打、体罚或者变相体罚相对人以及唆使他人殴打、体罚或者变相体罚相对人；
　　（三）侮辱人格或者变相侮辱人格；
　　（四）违法使用武器、警械；
　　（五）违法搜查他人的身体、物品、住所或者场所；
　　（六）违法实施行政许可、行政收费、行政裁决、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强制措施；
　　（七）违反国家规定征收财物，擅自提高或者降低规费收取标准，违法要求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履行义务；
　　（八）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刁难、勒索或者对抵制、检举、控告其违法行为的当事人打击报复；
　　（九）对应当予以制止和处罚的违法行为不予制止、处罚，致使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遭受损害；
　　（十）其他侵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
　　第二十四条　行政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不得有下列弄虚作假、徇私枉法的行为：
　　（一）涂改、隐匿、伪造、毁灭、虚报浮夸、瞒报有关记录或者证据；
　　（二）出具虚假鉴定、勘验、评估结论；
　　（三）妨碍作证或者指使、支持他人作伪证；
　　（四）在治安管理处罚案件中，故意遗漏相对人或者主要违法事实；
　　（五）向案件当事人及其亲友或者有关人员通风报信、泄露秘密；
　　（六）为牟取私利，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的不移交，以行政处罚代替刑罚；
　　（七）共他弄虚作假、徇私枉法。
　　第二十五条　行政执法机关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费"收支两条线"、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的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及其负责人不得对执法人员下达规费、罚没款收入指标，不得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行政规费或者罚没款收入。
　　　　　　　　　　第五章　违法执法责任追究
　　第二十六条　在行政执法活动中，执法人员故意违法执法或者因过失违法执法造成严重后果或者损失的，按照下列规定确定责任人：
　　（一）承办人、勘验人违法执法的，由承办人、勘验人承担责任；
　　（二）因审核人、复核人、复议人、批准人更改或者授意更改事实、记录、证据、定性和承办人的意见而造成的违法执法的，由审核人、复核人、复议人、批准人承担责任；
　　（三）审核人、批准人或者批准机关未纠正承办人或者承办机关的违法执法行为，造成批准错误的，由承办人或者承办机关审核人、批准人或者批准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承担相应责任；
　　（四）行政执法机关的负责人指使、授意或者暗示承办人违法执法的，由该负责人承担主要责任，承办人承担相应责任；承办人能够提出事前曾经提出过正确的意见等免责证据或者事实证明的，免除承办人的责任；
　　（五）对应当提请行政执法机关的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的重大案件而不提请讨论，造成违法执法的，由主要负责人或者相关负责人承担责任；
　　（六）经行政执法机关的负责人集体讨论作出的行政决定造成违法执法的，由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承担主要责任，其他负责人承担相应责任；
　　（七）上级行政执法机关维持下级行政执法机关的错误决定的，由该上下两级行政执法机关的有关人员分别承担责任；上级行政执法机关改变下级行政执法机关的决定造成违法执法的，由上级行政执法机关的有关人员承担责任。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由行政执法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承担责任：
　　（一）未按照本条例规定实行执法责任制的；
　　（二）对违法执法直接责任人未予追究的；
　　（三）本机关违法执法损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失或者不良影响的；
　　（四）由于故意或者过失，不履行法定职责或者不正确履行法定职责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
　　（五）在一年内同类执法行为被认定为违法执法两例以上的。
　　第二十八条　行政执法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负责组织对违法执法行为的调查，提出追究意见。行政执法机关的主要负责人应当在法制工作机构提出违法执法责任的追究意见后十日内召集行政执法机关的负责人集体讨论确定违法执法责任和追究形式。
　　追究违法执法责任，应当由责任人所在机关按照管理权限和有关程序办理，需由上级法制、监察、人事工作部门作处理决定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执法机关对违法责任人的处理结果，应当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上级机关报告。
　　第二十九条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责任人追究责任的方式分为：
　　（一）责令作出书面检查；
　　（二）取消当年评优评先资格；
　　（三）通报批评；
　　（四）暂扣或吊扣行政执法证件；
　　（五）调离执法岗位；
　　（六）给予行政处分；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方式。
　　前款所列追究责任方式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可以单独适用或者合并适用。
　　第三十条　违法执法行为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赔偿义务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予以赔偿后，应当责令违法执法的责任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
　　第三十一条　对责任人作出责任追究处理决定后，处理机关应当及时将处理决定书面通知本人。
　　责任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或者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复核和申诉期间，不停止处理决定的执行。
　　第三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执法出现过错的，可以不予追究执法人员的责任：
　　（一）因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规定不明确而出现认识理解偏差的；
　　（二）定案后出现新的证据，使原认定事实和案件性质发生变化的，但故意隐瞒或者因过失遗漏证据的除外；
　　（三）因相对人、当事人过错或者不可抗力致使执法过程中事实认定出现偏差的；
　　（四）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可以不予追究执法人员责任的行为。
　　第三十三条　责任人自行纠正违法执法行为，执法过错责任轻微并积极减少损失，或者未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人身或者财产损害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于追究责任。阻碍有关部门对其违法行为进行调查的，应当从重处分。
　　　　　　　　　　　　第六章　执法监督和考核
　　第三十四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执法机关及执法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有关机关控告、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认真核实查证控告、举报内容，依照法定程序及时处理，并为控告、举报人保密。
　　第三十五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所属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责任制工作实施层级监督和考核评议。
　　第三十六条　市、县(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按照下列规定对本辖区内本级行政执法机关实行执法责任制工作实施监督：
　　（一）听取和审议关于实行执法责任制情况的报告；
　　（二）依法组织开展执法检查、调查和视察；
　　（三）对执法人员掌握、熟悉法律的情况进行考试、考核；
　　（四）对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工作、主要负责人进行评议；
　　（五）下达《法律监督书》；
　　（六）对人民政府报送备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
　　（七）依法提出询问和质询；
　　（八）依法组织特定问题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
　　（九）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监督方式。
　　第三十七条　行政执法机关违反本条例规定，市、县(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视情节轻重可以作如下处理：
　　（一）责成有关机关自行复查、纠正违法执法行为；
　　（二）责成有关机关自行改正或者撤销不适当的规范性文件；
　　（三）提出限期整改意见；
　　（四）根据质询、审查、调查或者审议情况，作出相应的决议、决定；
　　（五）依法撤销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任命的行政执法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
　　（六）向实行垂直管理的行政执法机关的上一级主管机关提出撤销其主要负责人职务的建议；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处理方式。
　　第三十八条　行政执法机关在收到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违反本条例的行为提出的整改意见或者《法律监督书》后三十日内，将纠正的情况连同处理结果书面报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九条　新闻单位对行政执法机关实行执法责任制的情况可以进行新闻舆论监督。
　　新闻舆论报道应当公正、客观、真实。
　　第四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行政执法责任制的建立与落实情况列入全年工作目标的考核之中。
　　行政执法责任制工作的考核办法由市、县(区)人民政府依据本条例制定。考核办法应当确定量化的考核内容和考核标准并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七章　附则
　　第四十一条　本条例自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规则、原则、程序——对法律原则的一个诠释

周成泓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0031）

摘 要：法律原则的出现是为了应对法律的局限性。规则与原则的关系是严格规制与自由裁量的关系。我国应当采用规则与原则相结合的立法模式，但同时也要在司法中对法官运用法律原则进行裁判时的自由裁量权进行规制，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程序控制，这是实现从立法中心到司法中心的关键环节。
关键词：法律原则；法律规则；严格规制；自由裁量；程序控制
法律原则作为法律体系的灵魂，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基本内容和基本价值取向。它是使法律体系中各项具体制度与规则保持连续、稳定和协调的保证，是法律的值理念与制度设计、实践操作之间的桥梁[1]，(pp.136-137)是立法、司法、守法的指导思想和立足点。时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多元化、利益主体多样化，各种新型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在使司法有效应对社会需求的过程中，法律原则的作用如何？它们与法律规则的关系又是什么？如何协调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如何规制法官运用法律原则裁判时的自由裁量权？这些问题都是一些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的论题。本文拟从法律模式理论入手对此作一个粗略的分析。不足之处，恳请方家指正。
一、法律模式理论
（一）法律的局限性
就其根本功能来说，成文法不过是防范人性弱点的工具，它是对权利行使者不信任的物化形式。马克思曾言：“法律是肯定、明确的、普遍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2] (p.71)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肯定性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确定性意义相同。法律的普遍性有以下几层含义：第一，法律是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高度抽象而来，它舍弃了个别社会关系的特殊性，而表现为同类社会关系的一般共性。换言之，法律一般只对社会关系作类的调整。第二，指法律适用对象的普遍性，它适用于一般的人和事，而非个别的人和事。法律的普遍性使法律的可预见性和公平性成为可能。法律的确定性是指法律规定了一定行为与一定后果之间稳定的因果关系，将人们的一定行为模式固定化了，人们在行为之前即可预料法律对自己将要作出行为的评价，从而根据法律趋利避害地设计自己的行为；法律的确定性还要求法律不得朝令夕改。
法律的普遍性和确定性使法律成为一种无私无欲的客观尺度，藉此，人们获得了安全、效率等价值。但任何事务都是具有两面性的，法律在获得这些价值的同时，其局限性也暴露出来了，其表现主要有：第一，法律的不合目的性。法律的普遍性使法律只注意其适用对象的一般性而忽视其特殊性。然而由于事务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之间的矛盾，适用于一般情况是正义的法律，适用于某些个别情况就可能是不公正的。第二，法律的不周延性。法律的确定性要求法律应提供尽可能多的规则，以使法律的调整面尽可能的大。然而，历史已经告诉我们，立法者并非神灵，可以遇见未来的一切，尽管他们竭尽全力，仍会在法律中留下许许多多的缺漏和盲区。此外，法律一经制定，其实就已经落后了，因为其制定根据是其制定之时的社会背景，而立法往往是一项耗时长久的事情。
（二）法律局限性的应对：法律模式理论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人们在通过法律获得一系列价值之时，其局限性就已经产生了，那么，如何消解，如果无法消解的话，又如何缓解它呢？笔者以为，这其实是一个价值选择问题。每一部法律都有着其价值追求。“价值，”马克思说：“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 [3] ， (p.406) “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表示物的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4] (p.139,326)
申言之，价值就是客体能满足主体需要的属性。一般认为，法律价值包括正义、安全、效率三种。不过，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法律价值的内容会有不同，实现法律价值的方式也会不同。而如何实现法律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法律模式的选择问题，亦即如何协调法律的确定性和灵活性。
法的模式是指法的简化或抽象化形式，是人们为了说明或解释法是什么或由什么元素构成而使用的概念。[5] (p.213) 在法的模式诸理论中，影响较大的有：奥斯丁的命令模式、哈特的规则模式、庞德的律令－技术－理想模式、德沃金的规则－原则－政策模式，以及我国学者张文显教授的规则－原则－概念模式，等等。其中，笔者较为赞同庞德的律令－技术－理想模式。按照这一模式，法律就是一种秩序，包括了律令、技术和理想三种成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法官根据理想或以之为背景，以技术为手段对律令进行运用并对之加以发展。律令由规则、原则、确定概念的律令和建立标准的律令组成。规则是律令的最初形式，是以一个确定的、具体的法后果赋予一个确定的、具体的事实状态的法律命令。原则指法律推理的权威性出发点。法律概念是指可以容纳各种情况的法律上的确定的范畴，当人们把这些情况放进这一范畴时，一系列规则、原则和标准就可以适用了。所谓标准，是指法律所规定的行为尺度，只要不超出这一尺度，人们对自己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就可以在法律上不负任何责任，例如使他人不致遭到损害的“适当注意”的标准。法律中的技术成分是两大法系的主要差别之所在，较之以律令，它同样是权威性的、重要的。在英美法系国家，制定法仅为案件的审理提供了有关规则，并没有提供进行类推推理的基础，因而在适用法律时还必须依靠法院判例。相反，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官可以通过对制定法的类推推理来适用法律和处理案件。至于法律中的理想成分，是指公认的、权威性的法律理想，它反映了一定时间、一定地点条件下的社会秩序的理想图画，反映了法律秩序和社会控制目的的法律传统，以及解释和适用律令的背景，这一成分在新案件中具有决定性意义。[6] (pp.199-201)
庞德在其法律模式理论中，提出了法律规则以外的法律组成成分，尤其是他提出了原则这一法律成分，并探讨了原则作为推理的根本出发点在司法过程中的作用。那么，在司法过程中，法律原则的作用是什么？它又是如何与其他法律成分相联系而发挥自己的作用的呢。下面笔者对此作一探讨。
二、规则与原则：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
（一）规则及其局限性
规则是直接赋予一类事实以明确法律效力的法律命令，它是一部法律的主干。本来，法官在司法时，只需要严格按照相应规则行事就可以了。然而，由于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以及语言表达的局限性等原因，导致如果完全依循规则时常会出现无规则可依或依现行规则裁判很不公平。因此，除了规则的确定性以外，我们必须承认规则的非确定性。承认这一点并不难，真正的难题是如何协调二者。
人类对这一难题的探索自法律产生以来就从未停止过。早在古希腊时期，思想家们就致力于研究纷繁复杂的自然现象背后统一的基础，探讨“杂多”中的“一”。[7] (pp.57-62) 而追求确定性几乎是20世纪以前人类认识论的目标。就法治而言，寻求确定性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离开了确定性，法治就失去了根基。但是，法的确定性又不能完全依赖于规则的确定性，法律规则体系无法完全保证法的确定性，这是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在反思和借鉴前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现代法治国家都承认规则有着确定性的一面，同时又有着非确定性的一面。规则的非确定性意味着它的开放性。但如何开放，以及开放到什么程度，并不是任由法官自由裁量。如何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方法有很多，例如借助于法学家的学说、借助于判例（法）、借助于模糊概念、借助于法律原则，等等。
（二）原则的涵义
“原则”，在汉语、英语以及拉丁语中一般含有“根本规则”之意。在法学上，“原则”一词有两种用法，其一为价值宣示意义上的用法，其二为克服法律局限性工具意义上的用法。[8] (pp.11-12) 法律原则的根本属性有两个来源，一是其内容的根本性，另一是其效力的贯彻始终性。就其内容的根本性来说，它是规则的规则，是进行法律推理的权威性出发点。至于“效力的贯彻始终性”，是就基本原则与具体原则的区分来说的。本文所讨论的原则兼有价值宣示和克服法律局限性之工具两种涵义。笔者以为，法律原则的含义应当从不同角度进行把握。
第一，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原则形成于法官的司法活动和社会公众的道德意识，其在“法律职业和公众当中不受限制地产生的适当性的思想意识”[9] 中缓慢地演进，最后为法律所确认。
第二，从原则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来看，原则是可以作为众多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10] (p.71)它对法律规则、法律概念以及法律制度等都具有一定的指导和规制作用。
第三，从内容上看，原则是“有关尊重和保障个人或由若干人组成的集团权利的一种政治决定”。[11] (p.62)
第四，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原则是用来进行法律推理的权威性出发点。
第五，从法律适用的角度来看，原则是法官处理疑难案件时所适用的一项有约束力的标准，它对法官的裁决具有实质性影响。
简言之，法律原则是社会一般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的产物，是社会成员的共同的、根本的道德价值和道德标准的法律表现形式，它深深植根于一个道德共同体的“经久的社会舆论”（波斯纳语）和经济、政治和文化之中。
（三）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
严格规则主义风行于19世纪的欧洲大陆，它主张从司法过程中排除法官的自由裁量因素。当时的法典条款数目庞大，它们打算回答可能出现的每一个问题 ，“试图对各种特殊而细微的事情开列出各种具体的、实际的解决办法，它的最终目的，是想有效地为法官提供一个完整的办案依据，以便使法官在审理任何案件时都能得心应手地引律据典”[12] (p.) 。根据立法技术的一般原理，法律规定的详略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成反比，法律所作规定越多、越详备，法律留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小，反之，法律规定越简略，法律留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就越大。19世纪欧陆诸法典的数目庞大的条款自然是严格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立法者试图从司法中排除人的因素，他们相信按照严谨的逻辑操作，法典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在他们看来，“在这一封闭的法规体系中的起源和适用中承认人的创造性因素，是极不恰当的。”[13] (p.) 在这种严格规则主义的立法条件下，“大陆法系审判过程所呈现出来的画面是一种典型的机械式活动的操作图，法官酷似一种专门的工匠，除了特殊的案件外，他出席法庭仅是为解决各种争讼事实，从现存的法律规定中寻觅显而易见的法律后果。他的作用也仅仅在于找到这个正确的法律条款，把条款与事实联系起来，并对从法律条款与事实的结合中会自动产生的解决办法赋予法律意义”。[14] (p.)
绝对严格规则主义之不合理性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其中，恩格斯的批判是比较经典的。他认为，在试图建立包罗万象的体系并宣称自己是终极真理的体现从而不再有发展的可能等方面，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的法典法与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并无二致，完全有理由说，这种法典法是同时期的黑格尔类型的哲学在立法上的投影。而黑格尔的体系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其基本前提，把人类的历史看作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的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的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15] (p.64)
因此，如同黑格尔的体系最终要破产一样，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的法典最终也注定要走向灭亡。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绝对的自由裁量权显然也是行不通的——它其实就是人治。因此，寻求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相结合之路便是合乎逻辑的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提出了这方面的思想。首先，他批判了其师柏拉图的人治主张，认为“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 [16] ，(p.171) 实行法治是因为法律没有感情，无所偏私，具有公正性，另外，法律也具有稳定性和明确性。其次，他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说，在哲学史上最早作了结合一般与个别的努力。他主张建立对客体进行概括的范畴来取代理念作为对客观事物本质的说明。他的范畴论以个别具体事物为对象，并企图建立以一个范畴系统对具体事物的多方面存在作全面的逻辑规定。在他的关于一般与个别关系的论述中，已经蕴含着严格规则主义的理论可能性。不过，亚里士多德并非无条件地主张严格规则主义，他并不认为存在什么普遍的、绝对的、永恒的善，相反，“善本身只存在于个别的具体的善中”[17]， (p.199) 所以，“完全按照成文法统治的政体不会是最优良的政体，，所以还得让个人根据理智进行审裁处理国家事务，包括对法律的修改和补充”[18]。 (p.53) 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又提出了自由裁量主义成立的理论可能性。他基于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的结合提出了衡平法的主张，认为在司法时，如果法律规则的一般性和刚性在个别案件中导致非正义，可用衡平法的方法加以解决。后世各种协调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的学说无不是以亚里士多德的上述思想为基础的。
（四）原则的功能——以规则与原则的关系为中心
在探究原则的功能之前，我们先对原则与规则的关系进行探讨。
原则是规则的灵魂，是规则的根本出发点，它为规则规定了适用的目的和方向以及应考虑的相关因素；而规则就是原则的具体化、形式化和外在化[19]， (p.441) 其适用就是为了实现法律所载定的价值目标。作为规则集合束的原则，在结构上具有开放性，其内涵模糊、外延宽泛，因之，它可以有效地弥补规则的相对封闭性之缺陷，堵塞规则之网上的疏漏。此外，一般来说，规则与原则具有共同的道德理由，体现着相同的价值。不过，二者承载的价值是有所不同的，规则主要是满足法律的合法性要求，而原则则在于保证整个法律的合目的性的底线。所以，规则体现着法的形式价值，而原则体现着法的实质价值。在哲学意义上，二者是形式与实质的关系，是“手段——目的”的关系。
从上述原则与规则的关系入手，从二者在司法过程中相互支撑、相互证成的事实来看，原则具有以下功能：
1. 弥补成文规则之不足。成文规则在内容上的具体性和特定性以及在结构上的相对封闭性决定了其在适用事项上的狭窄性和适用方式上的僵硬性，而原则在内容上的模糊性和结构上的相对开放性以及在适用事项上的广延性恰恰可以弥补规则的上述不足，强化其对社会生活的调控能力。因此，当规则无法应对社会生活的挑战时，“隐居幕后的法律原则便走到了前台”[20]。
2.在疑难案件中，如果无规则可以适用时，原则可以代替规则作为法官直接作出判决的依据。法官不得以没有法律规定而拒绝裁判，所以，在规则缺失的情况下，法官可以而且应该以合目的性和合理性的精神，从原则中推导出派生的规则，以此来否定或证成某种法律行为和法律关系。
3.协调规则之间的冲突。当两个规则适用于同一案件所导致的判决结果不一致时，规则之间的冲突便凸显出来了；尤其是在疑难案件中，规则之间的冲突更是经常发生。这时，只有作为“规则之衡平器”的原则才能告诉法官应当采行哪条规则、又抛弃哪条规则。在此，原则发挥了其协调、消解规则冲突的功能。
4.指导规则的运作。由于法律原则“直接决定了法律制度的基本性质、基本内容和基本价值倾向”[21]， (p.72) 故而法律原则为规则框定了伸展的范围，规定了发展的方向，这样，原则就可以防止规则运行中出现的不公正现象。
5.防止规则的无限衍生，保持法律简洁。原则是规则之规则，是一群规则束。因此，它一方面可以弥补规则之网上的漏洞，另一方面又可以有效地防止规则的无限繁殖和衍生。故尔，在司法过程中，规则与原则的交替适用不但可以合理地照顾到法律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而且还可以使法律具有简洁明快的风格，并永葆其旺盛的创造力和生命力，使其紧扣社会发展的脉搏而与时俱进。由此也引申出原则的第6项功能。
6.使法律和社会发展相合拍，进而变革和发展法律。由上文可知，在“法即规则”的严格规则主义下，由于规则的诸多缺陷，法律会同社会发展之间出现相互脱节的现象。因此，将原则引入法律体系中，是克服规则论的局限性和弥合法律与社会需要变化之间之缺口的良方。在此情形下，原则实际上代替规则为当事人设定了新的权利义务，这时的原则已具有了规则创生的功能。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创生规则，原则还起到了变革社会现实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整个一部罗马法的发展史表明，新的原则不断被发现和承认的过程往往就是法律关系主体逐渐普遍化及主体的权利内容不断拓展的过程。
以上我们从法律模式理论出发，分析了一般法律原则的含义、其与规则的区别和关联以及其功能。以下我们接着探讨司法过程中法官运用法律原则裁判时的程序控制问题。
三、法律原则运作上的程序控制
上已述及，法律原则天然地具有相当大的模糊性，法官依照它们来判案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法治却要求整个法制系统的运行具有较高程度的确定性和正当性。要做到这一点，方法可以有很多，如提高立法技术、遵循先例、对法官的裁判过程进行严密的程序控制等。而其中最为重要的，笔者以为，莫过于实行严格的程序控制。程序之于法治的意义，正如道格拉斯所说：“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区别。”无论法律是否认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都是客观存在的，这在具有“原则”的法律模式中尤为明显。程序设计的合理性和完整性为民事实体法的有效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民事诉讼基本原则明确授权法官以自由裁量权。在程序的保障下，一方面使民事实体法在民事诉讼法开放的前提下实现了实施结果上的确定性，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法律系统结构上的开放性与法律后果确定性的一致；另一方面，又使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不致转化为法官的任性，从而克服了严格规则主义与自由裁量主义之间的矛盾。下面笔者将从两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详述。
（一）程序本位
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法律程序的独立价值得到了人们越来越多的认同。现在关于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之关系，我国通说认为是应当二者并重。然而如何判断某个司法决定是不是符合实体正义并没有一个通行的标准，认为实体正义应与程序正义并重，其一个隐含前提是实体正义是有客观标准的，进一步说来就是，实体法已就每个案件事前规定了唯一正确答案，法官具有理想人格和理想的司法技能，其有能力通过司法过程来找到实体法预设的唯一正确答案。而这些前提、假设是早已被学者们所批评了的。因此，笔者以为，所谓的“客观答案”，其实只是人们的一种“共识”而已，而如何能够达成这种“共识”呢？笔者认为，除了程序以外别无其他。因此，我们应当坚持程序本位。“如果说西方的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是神圣的超越世界的世俗化。那么自然法的光圈褪色是不足为奇的，在当代西方社会，自然的法则（laws of nature）取代了自然法（natural law），而程序是发现自然法则并使之成为有权威的共识的前提条件。因此可以说，自然法体系的瓦解所留下来的法律正统性的缺陷正是由程序来补偿的。因此，如果说在西方，自然法的失坠是由程序法来代偿的话，那么在中国，自然法的空白亦必须由程序法来填补。”[22] (pp.72-73) 正统性，在现代西方法学界的含义是，对于法律的妥当性、约束力及其基础价值的普遍确信。笔者在这里也取这一含义。德国法学家卢曼认为，在复杂的现代社会，对于特定的决定内容达成事实上的合意是不可能的。只有把正统性概念与学习理论结合起来，使依存于内容的安定性的损失由大量的程序的分化和再组合去重新获得[23] (pp.76-77) 。简言之，卢曼认为共识只有在人们的相互沟通过程中才能获得。笔者深为赞赏这一观点。
法律程序，是指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手续来作出决定的相互关系。法律程序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实体保障。基于正当程序，实体法设立的目的可以得到良好地实现。第二，吸收不满。裁判不可能做到皆大欢喜，因而需要吸收部分甚至全体当事人的不满，程序如果满足了正当程序的要件，就可以使裁判为当事人所接受。第三，排除恣意。程序的对立物是恣意，分化和独立是其灵魂，程序通过角色分配而使参与程序的各角色相互制衡，法官的恣意自然就得到排除。第四，优化选择。程序对各种主张和可能性进行过滤，找出最适当的判断和最佳的决定方案。第五，实现变革。通过程序进行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组现行法律体系的结构，实现重新制度化，至少使变法的必要性更容易被人们发现[24] (p.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