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明清时期的会审制度
(作者：杜向前 曲晓春)

在《论中国明清时期会审制度》一文中，笔者拟在对史学家及法学工作者有关明清会审制度大量较成熟完善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运用辩证唯物史观和对比研究的方法，从法律研究的角度，对明清时期会审制度予以横向纵向比较考察。研究明清封建统治者实施初衷本意、会审制度的递演嬗变，对会审制度在明清时期逐步发展完善、主要内容及湮灭的历史原因进行剖析。从而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统治者通过“会审”制度，在客观上体现了对死刑案件的“慎刑”及“恤刑”，以发挥较好的社会作用，同时，更可以加强皇帝对司法的控制权，以更好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
纲要内容：
第一部分，开篇引题，对“会审制度”渊源进行概述。对明清社会背景及法律思想对会审制度发展影响及明清统治者推行会审制度的初衷本意进行考察。
阐明作为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内容之一，明清封建统治王朝对会审制度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会审制度是封建统治者“慎刑”和“恤狱”思想的体现，同时，也是封建统治者维持高度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
第二部分，结合现有关于明清会审制度的研究材料、成果，对明清时期会审制度形成发展、组织形式、主要内容等进行对比考察。结合明清时期特定政治及思想文化各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研究，从而对明清时期会审制度内涵、特点及清代对明主要会审制度的发展等做出评析。
第三部分，也即最后一部分，对会审制度在维护封建皇权统治、加强对司法控制、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的特权性加深认识，对明清会审制度中存在的擅权专断、流于形式的事实进一步的认识，对重大疑难案件的审查及死刑的复核区别处理的客观作用等进行评析。最后，结合明清会审制度的认识，对促进司法制度改革、加强现代法制建设所具有的借鉴意义进行评价。


明清时期（1368年－1911年）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晚期,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矛盾日趋激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极度强化，皇权极端膨胀。
法律制度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定时期现实社会关系的反映，是国家实现其统治的基本工具。随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体制固有矛盾的不断激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极端发展，封建皇权的不断加强，中国传统法制的重心也开始向维护皇权，加强专制的方向倾斜。
会审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律审判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溯其渊源，可究于汉代始行的“录囚制度”。作为极具中国古代特色的法律制度的一种，是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极端发展，封建皇权不断加强的一种体现。
有明一代以来明清时期，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极端发展，及维护不断加强封建皇权的需要，在唐宋法律基础上，会审形式进一步发展，形成了体系完备，具有不同组织形式和不同功能的对重案、疑案及死刑复核案件进行审理的会审制度。
中国历史上法律制度的每一次变迁转折、递演嬗变，在具体的法律制度、法律条文背后，有着极为复杂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思想因素。为了对明清时期的会审制度进行考察，我们应探究明清统治者实施会审制度的初衷本意是什么？为何自有明一代以来，会审制度在明清时期会有如此完备的发展？明清会审制度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明清封建统治王朝为什么要对会审制度给予相当程度的重视？明清时期的社会背景及法律指导思想对会审制度的递演嬗变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给予了什么影响？会审制度在历经明清两个封建王朝数百年的演变，其不同发展阶段，在内容形式，组织实施方面又有那些主要的差异？作为维护封建统治及法制秩序的基本工具和重要手段，我们又如何认识会审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发展过程中的客观作用及其弊端？
本文拟结合明清时期会审制度的主要内容及明清时期特定政治及思想文化、法律指导思想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对明清时期会审制度发展完善、主要内容、适用效果及递演嬗变等情况作初步考察和简单评价。
第一部分 对明清社会背景及法律思想对会审制度发展影响的考察
一、对明代法律指导思想及采取会审制度初衷本意的考察
朱明王朝建立统治后，社会经济凋残，阶级矛盾尖锐。明王朝统治者在总结历史经验，特别是在吸取元朝亡国的历史教训中，形成了具有封建社会后期时代特点的“明刑弼教” 和“重典治国”及“明礼导民”原则相结合的立法指导思想。作为封建后期政治家及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继承者的朱元璋在重视“重典治国”的极端重要性的同时，也深知礼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作用。封建正统法律思想的主要内容“明德慎罚”、“敬天保民”思想、阴阳五行学说及在灾荒或春生之际，对犯人应赦免，行刑应缓决等在“明礼导民”立法思想指导下在有明一代法制建设中得到进一步运用和体现。
建国之初，朱元璋就明确表示“礼法，国之纪纲。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先务。” ⑴治国重礼、礼法结合是朱元璋一以贯之的立法指导思想。明初统治者均礼法两手并用：“盖太祖…猛烈之诏，宽仁之治，相辅而行，未尝偏废。建文继体守文，专欲以仁义化民。” ⑵
明初“重典治吏”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官僚体系的混乱”使得“案牍积压”、“冤狱号号”，“明礼导民”立法指导思想又使得明初统治者十分注意加强司法审判和监督机制，以维持统治阶级所必需的法制秩序。
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年）“建三法司于太平门外钟山之阴，命之曰‘贯城’”。他下敕说：“贯索七星如贯珠，环而成象名‘天牢’，中虚则刑平……”。⑶“法天道置法司”的目的，就是要诸法司像“天道”一样虚而平，省刑薄罚，执法勿倾斜。明代刑部、大理寺及都察院三法司等中央司法机关的的职责设置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明初宰相制度废除后，刑部地位提高成为中央主审机关、大理寺由唐宋时期的主审机关变为慎刑机关，掌驳正，审谳平反、都察院职掌纠察。
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三法司职权的分工和制约的特点，同时也表明明统治者对司法审判和监督机制的重视，对案狱审理的慎重和对刑罚处置的缓决，同时也是明统治者“慎刑”思想的体现。
二、对清代法律指导思想及采取会审制度初衷的考察
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在政治法律方面，清代继承了汉唐宋明等历代封建制度的主干，并有所发展，其典章规范、法律制度相当成熟和发达完备。
清承袭明制，在明代会审制度的基础上，清代进一步完善重案会审制度，形成了秋审，朝审等比较规范的会审体制。
清统治者非常重视秋审等会审方式。强调会审的“中”和“平”。雍正二年，在谈到秋审时，雍正说：“朕惟明刑所以弼教，君德期于好生，从来帝王于用刑之际，法虽一定，而以本宽仁” ⑷就是“以宽仁之心去行严格之法”，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做到凡情有一线可原者即入缓决。乾隆帝对此也曾指示要施“法外之仁”“以昭慎重”，并一再申明，秋审要“寓宽于严，执法才可平允”，并以此来向民众宣示皇帝的“好生之德”。⑸中国古代法制即有“严刑峻法”的传统，同时还有“明德慎罚”和“恤刑”的传统。历史的发展，使封建统治者选择了“德主刑辅”的方针，古代法制的这两种传统彼此融合。历代死刑复核、录囚制度就体现了传统法制的这种特点。
会审制度，渊源于汉代始行的“录囚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律审判制度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内容。明清时期的会审制度，尤其是清代的秋审制度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法制这种特点发展的最好体现和最完备、最成熟的形式。
通过对明清时期法律指导思想及实施会审制度的初衷本意的考察，我们可以得知，明清封建统治王朝对会审制度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会审制度是封建统治者“慎刑”和“恤狱”思想的体现，同时，也是封建统治者维持高度专制中央集权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
第二部分 明清会审制度的主要内容
明代会审制度是历代录囚制度的发展。明代在唐宋法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比较齐备的会审制度。清承袭明制，在明代会审制度的基础上，清代进一步完善重案会审制度，形成了秋审，朝审等比较规范的会审体制。
为了加强皇帝对司法权的控制，保证法的统一适用，并对司法机关的活动予以监督，明代法律规定，需要复审的案件，由三法司负责进行，各地逐级上报至京。同时，沿用历代的录囚之制，由皇帝自己或派官吏向囚犯讯察决狱等情况。
由此，随着维护皇权，加强极度中央集权统治的需要，有明一代以来的明清时期，形成了一套体系完备的对重案、疑案及死刑复核案件进行审理的会审制度，且会审制度日趋系统和完善。
一、有明一代主要会审制度的内容
明代会审始于明太祖洪武年间（公元1368年－1398年），定于明宪宗成化年间（公元1465年－1487年）。有明一代的会审制度主要有“三司会审”、“会官审录（1397年）”、“九卿圆审”、“热审（1404年）”、“朝审（1459年）”、“大审（1481年）”等。
清承袭明制，会审情形甚多，大多成为制度。清代基本会审制度有“三司会审”、“小三司会审”、“王大臣九卿会审”、“热审”、“朝审”等。
1、三司会审　　是在唐代“三司推事”（“三司推事”是唐宋以来，对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共同参与司法审判活动的概括）基础上发展形成的。明代正式确立“三法司”的体制。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因明太祖下令“议狱者一归于法司”而得名。明清时期，重案、疑案或亟须重新审理的重案时，由刑部尚书、大理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史三法司长官会同审理，并将审理结果奏报皇帝，进行最后裁决。
2、小三司会审　　指三法司堂上官的属官包括监察御史、刑部主事、大理寺寺正等会审案件，这种会审因与三法司会审相比，案件性质较轻，官员级别较低，因而称为“小三司会审”。明嘉靖十三年定制。御史代表皇帝行使重案的复审权。凡是各省府录罪囚，都由皇帝下诏指定御史负责进行会审，并具报皇帝。
3、会官审录 明初有“会官审录”的措施。“会官审录之制，定于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霜降后审录刑部狱在押囚犯。参加“会官审录”机构和人员包括三法司、五军都督府、九卿、科道、锦衣卫等行政部门官员和宦官组织等。
4、热审　　始于明成祖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成祖谕三法司官“天气向热，狱囚淹久，令五府、六部、六科给事中协同疏决，死罪狱成，秋后处决；轻罪随即决遣；有未能决者，令出狱听候。”⑹但未形成制度，仅“止决遣轻罪”。⑺正统十四年，命内臣一员会同三法司堂上官，会审见监听决罪囚，情重者，类奏处置，以后形成制度。“每年小满后十余日，司礼监传旨下刑部，会同都察院、锦衣卫复将节年钦恤事宜题请。通行南京法司，一体照例，审拟具奏。”⑻由此可见，热审即由刑部依旨，会同都察院、锦衣卫等在每年农历小满后十余日对囚犯进行审理，由宦官和两京法司负责进行，并经皇帝批准减免刑罚的制度。其目的在于暑热之季，及时疏理牢狱，轻罪审决后执行，未能审决的，令出狱听候。热审先行于北京，后并行于南京，并推及京师外地。“其在外审录，亦依此制。”⑼
明代热审，因由代表皇帝主持并监督专案法庭的审判及热审、录囚等审判的宦官参与，而成为独具明代特色的宦官干政的典型表现形式。宦官司法导致明代中后期司法严重紊乱，为害深重，且直到明亡才告结束，成为明朝司法黑暗专横的主要原因
5、朝审　　是由三法司长官会同公、侯、伯等高官，在每年霜降之后对在京师刑部狱的大案重囚进行审理、复核的制度。其特点是定期审理。被审录的囚犯分为“有词不服”、“情罪有可疑”、“情真罪当”等情形，分别处理。这就是最初的朝审。
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年）正式确立了朝审制度，据《明史．刑法志》载：“天顺三年令每岁霜降后，三法司同公、侯、伯会审重囚，谓之‘朝审’，历朝遂遵行之。”
明代的朝审是审录在京罪囚，从英宗天顺三年（1459年）起，每年一次，成为定例。⑽
6、大审　　是皇帝委派太监会同三法司官员对在押犯人进行复核审理的恤刑制度。正统十四年夏，令太监金英“理刑部、都察院狱囚，筑坛大理寺。英中坐，尚书以下左右列坐。自是六年一审录，制皆如此。”⑾
明宪宗成化十七年，命司礼监会同三法司堂上官于大理寺审录，谓之大审。自此定例。
其审录对象主要是累诉冤枉的囚犯。审录结果，轻罪宥还，重罪、疑难案件仍要具疏上请，由皇帝决定如何处置。
大审制度创立于宪宗成化年间。以后每5年大审一次成为定制。因其审判原则和方式与热审相似，因此，《明会典》又称为“五年热审”。由于大审是由皇帝委派的太监主持，所以它是明代宦官干预司法的典型表现。
7、九卿圆审　　是明清重要的特别复审制度。是对三法司审判的重大疑难案件的死刑囚犯，经审判后二次翻供不服者进行的特别审判。则由皇帝指定“九卿”即六部尚书、大理寺卿、左都御使、通政使等九个中央政府机关的首脑来联合审判，故名“圆审” ，又称“九卿会审。
与“宣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

李广民
(山西师范大学，山西 临汾 041004)

〔摘要〕抗日战争期间，中日两国政府都曾对“宣战”问题进行过多次研究，但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日两国政府都选择了“不明确宣战”的策略，本文通过对与“宣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的阐述，从而为分析日本“不宣而战”和国民政府“战而不宣”的原因做一个基本铺垫。
〔关键词〕宣战 交战意向 战时中立法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中国进行了长达十四、五年的侵略战争。为此，中国也进行了至少长达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抗战，但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不管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还是进行抗战的中国，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不明确宣战”的策略。要搞清日本“不宣而战”和国民政府“战而不宣”的原因，首先就必须弄清楚与“宣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本文着重阐述了何谓国际法上的战争；怎样才算进入国际法上的战争状态；进入国际法上的战争状态以后，交战双方的关系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交战双方与第三国的关系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最后本文还根据日本外务省的原始档案，介绍了日本国际法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基本看法。我们知道，在中日关系中，历史认识问题一直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追究日本战争责任，除了有充足的事实依据外，有关国际法的规定和当时日本对国际法的认识同样十分重要，本文写作的目的，便是想补充这方面的不足。

一

在传统国际法中，战争法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国际法上的战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国际法主体之间，为击败对方并使对方接受自己的和平条件而进行的持续的、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以及由此武装冲突而形成的法律状态。国际法上的战争或法律上的战争状态既要有事实的要素，也要有意识的要素。事实上的要素是指武装冲突的实际存在，意识上的要素是指交战双方或一方有明显的交战意向。所谓交战意向（Animo Belligerendi），是指交战各方对于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武装冲突，具有明确的意识或认识，认为这是战争的一种表示。只要冲突中的一方有明确的交战意向的表示，冲突就变为法律上的战争。比如抗战初期，国民党最高决策层虽决定抗战，但却尽力回避交战意向，也就是尽力避免因自己一方的行为而使事实上的武装冲突变成法律上的战争状态。传统国际法规定，交战意向必须通过布告宣战或附带开战条件的最后通牒来明确表示。1907年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关于战争开始的公约》 规定：“缔约国承认除非有明确的且事先的通告，彼此之间不得开始战争。通告的形式可以是说明理由的宣战声明，或附有宣战条件的最后通牒”，“战争状态的存在应该毫不延迟地通告各中立国，只有在中立国接到该通告之后，才对它们发生效力”。[ ] 一旦冲突一方或双方有了交战意向的表示，冲突双方便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而且一旦这种交战意向向第三国通告，第三国就有义务保持中立，除非它决定帮助其中的一方。另外，只要一方表明交战意向，双方的关系就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即使对方不愿意使两者的
关系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也无济于事。正因为如此，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政府，不仅自己尽力避免交战意向的明确表示，而且非常担心日本对中国明确宣战，即日本单方面交战意向的明确表示。抗战初期国民党最高决策层在研究或讨论宣战问题时，更多地不是自己是否对日宣战及宣战的利弊，而是讨论日本是否对中国宣战以及中国的应对措施。比如，1938年3月7日，军委会参事室会议讨论宣战问题，王世杰就主要分析制约日本对华宣战的国际因素，特别是英国的态度和欧洲的政治形势。蒋介石也主要考虑英美海军对日本的制约作用。另外，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的有关宣战问题的文书，其中两件就专门针对日本对华宣战问题，其中一件是《谨就政府关于日本对华宣战应有之准备条陈意见》、一件是《关于日本对华宣战可能性的估计意见》，而与此相对照，日本外务省记录中虽收录有大量关于宣战问题的材料 ，但关于中国对日宣战的材料却一份也没有。

二

国际法所说的战争的法律状态，包括战争的开始、战争开始的法律后果及战争结束的程序、基本方式等。战争的开始是指冲突双方进入法律上的战争状态，传统国际法认为，战争的开始，必须通过宣战（当然不一定是绝对的布告宣战或宣战声明，只要有交战意向的明确表示即可）。这样广义上的宣战实际上就成为国家关系由和平状态进入战争状态的一个重要而且必要的标志。宣战原本是一项古老的国际习惯，古希腊或古罗马时代，大多数国家之间都是通过宣战的方式表明双方敌对关系的开始的。从国际法之父格劳秀斯起，许多学者都认为，宣战是战争开始的必要方式。后来有些学者甚至把是否经过宣战作为判断战争正义与否的标准。宣战作为一种法律程序，其作用在于宣告国家进入战争状态，并使对方和其他国家获悉这种这种战争状态已经存在，从而有所准备，必要时可以撤退平民。广义上的宣战是指交战意向的明确表示，它可以是宣战声明（布告宣战），也可以是最后通牒。宣战声明一般包含宣战的理由和战争的决心，表明交战意向的最后通牒是一种有条件的宣战书，这种最后通牒向对方提出最后的条件，要求对方限期答复，如对方不按期接受全部条件，即采取战争手段。
一旦在法律上进入战争状态，交战双方之间的关系就由和平关系转变为战争关系，交战国与第三国的关系也暂停适用平时国际法，而改为适用战时中立法。战争开始的法律效果，对交战国双方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自动断绝。战争开始后，交战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和领事关系将自动断绝。交战双方将召回其驻在敌国的外交代表、领事官员以及其他使领馆工作人员，关闭其在敌国的使领馆。同时要求对方也关闭其使领馆，召回其使领馆人员。但需要注意的是在对方使领馆人员正常 离境之前仍享受外交特权及豁免权，作为当初接受国的敌国，仍有义务协助对方的使领馆人员安全离境并保护使领馆的馆舍、财产和公文档案不受侵犯。作为派遣国，可以委托对方（敌国）认可的第三国来保管其在敌国的馆舍、财产和公文档案，并保护其滞留敌国的侨民。
（二）条约关系发生变化。战争开始后，有关战争的法规和公约在交战国之间立即生效，而交战国之间所缔结的条约（除极个别的外）则立即失效（Invalidation）或停止施行（Suspension）。特别是有关政治、经济及贸易的双边条约，如友好同盟条约、引渡条约、领事条约和商务条约、贸易协定等，均因战争而终止（Termination），而多边条约则因战争状态的出现，仅在交战国之间暂停施行。
（三）对交战国人民及其财产的影响。战争开始以后，处于敌国领土上的交战国人民或被允许在一定的期限内撤离，或被允许继续居留。但一般情况下，交战国有权对居留在其境内的敌国公民施以各种限制，诸如就地登记、集中居住，甚至予以拘留。国际法虽然有关于战时保护平民的规定，但也有在必要时可以施加拘禁或安置于指定的居所的规定。而且还规定，军事当局对占领区的平民，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行使军事管辖权。可以对占领区包括第三国在内的平民施加种种限制。
战争开始后，交战国对敌国财产可以根据不同性质和不同类型加以没收、扣押、征用。一般来说，财产可以分为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动产和不动产；还可以分为军事性质的财产和非军事性质的财产。凡自己权利控制下的（包括本国境内和军事占领区）敌国的国家财产，除使领馆外，均可以没收使用。敌国军事性质的财产，可以没收或破坏。敌国的私人财产，可以加以限制（包括冻结、禁止转移）和征用。敌国在公海上的商船（包括船上的货物）亦可拘留、征用。[ ]
（四）对交战国人民之间所签定的契约（合同）的影响。关于开战对交战国双方人民之间所签定契约的影响，各国国内法的规定和国际法学者的意见虽不一致，但英美法系的观点是，战争开始以后与敌国人民所签定的契约一律失效。战争开始之前与敌国人民所签定的契约则依契约的种类，或丧失其效力，或停止其效力。丧失效力的契约如合作契约、委任契约、赁船契约、海上保险契约等。凡尔赛条约所采纳的思想是，凡敌国间的契约，除个别的特殊契约外，不论缔结时的情况如何，作为原则，自当事人成为敌人起，该契约便失去效力。（详情可参考凡尔赛条约第二百九十九条第一款及附属议定书一般规定二和关于特种契约的规定四、二十四）[ ]

三

战争开始的法律效果，对交战国与一般第三国而言，主要是战时中立法（War Neutrality Law） 在交战国与一般第三国之间生效。这里所谓的一般第三国，是指不愿参加到战争任何一方的第三国。在战争开始或战争进行中，它们可以通过明示或暗示的方式表明自己的中立立场。明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宣言、声明，甚至条约的形式向交战各国通告自己对交战双方采取不偏不倚、同等对待的立场；暗示的方式则是通过事实上遵守战时中立义务而向交战各国表明自己的态度。战时中立的一般第三国因自觉放弃了自己在平时可以享受的一些权利，因此它们也可以从交战国那里得到一些保证，即最大限度地保护中立国的权益不再受到损害。具体来讲，战时中立国的义务（即是交战国的权利）包括：
（一）自我约束（不作为）的义务。战时中立国不得对交战任何一方给予援助。战时中立国不仅不能直接参加任何一方的战斗，而且也不能向交战国任何一方提供军队，供给武器弹药及其他军用物资；不得向任何一方提供补助金和贷款、不得替任何一方承购公债；不得用军舰或国家船舶为交战任何一方进行军事运输；不得向任何一方提供情报。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平等地向交战双方提供上述援助，也是战时中立法所禁止的。
（二）防止的义务。战时中立国应采取措施，防止交战国为了战争而利用其领土或其管辖范围内的区域。战时中立国应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和阻止交战国利用自己的领陆、领水、领海、领空进行作战，或捕获对方船只及其战斗人员，建立作战基地、通讯设备，或运输军队和军需品。
（三）容忍的义务。战时中立国对于交战国因进行战争而依据战争法所采取的行动，应在一定范围内予以容忍。对于交战国的战时封锁以及有关战时禁制品的规定，战时中立国有义务严格执行。这里所谓的封锁是指交战国为了切断敌国的对外联系，削弱敌国经济和持续作战的能力，运用军舰阻挡一切国家的船舶和飞机进入敌国的港口和海岸。“一切国家”当然包括战时中立国。而战时禁制品是指交战国禁止第三国运送给敌国的货物。禁制品的清单，可以在事先由国家以条约形式确定，也可以由交战国在战争开始时，用法令或宣言公布。
作为抵偿，交战国所负的义务（战时中立国的权利）有：
（一）自我约束（不作为）的义务。交战国必须尊重战时中立国的主权，不得侵犯战时中立国领土，破坏中立。交战国不得在战时中立国的领土及其管辖区域内进行战斗行动，不得在上述区域建立军事基地、设置通讯设备，交战国军队或其供给品运输不得通过战时中立国领土。交战国不得在战时中立国领土、领水内改装商船为军舰或武装商船，不得在战时中立国的领水内捕获敌船。
（二）防止的义务。交战国有义务采取一切措施，防止虐待其占领区内的战时中立国的使节和侨民，防止其军队和人民从事任何侵犯战时中立国及其人民的合法权益的行为。
（三）容忍的义务，交战国应该容忍战时中立国与其敌国保持正常的外交和商务关系以及其他不违背战时中立法的行为。

四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本外务省条约局第二课就组织有关“专家”，对与宣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制作了大量的报告书。这些报告书当时均属绝密文件，对了解当时日本政府对国际法的认识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关于战争开始宣言的考察》[ ]就详细分析了“开战与非战公约的关系”、“开战与海牙关于战争开始的条约的关系”、“开战的效果”等问题，这份报告书的制作者是日本当时著名的国际法学者立作太郎博士。此人因谙熟国际法，长期受到日本政府和外务省的重视，从九一八事变时起，直到太平洋战争，他一直作为日本外务省国际法方面的主要顾问。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分析到：1928年8月签定的非战公约，斥责用战争手段解决国际纷争，而且各缔约国庄严宣布，废弃战争作为实行国家政策的工具（第一条）。各缔约国约定，它们之间发生的一切争端或冲突，不论其性质和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加以处理和解决（第二条）。非战公约虽然对保留自卫权加以默认，但自卫权只能作狭义的理解，即除非遭到他国的非法攻击，出于紧急而且必要的场合，方得使用。为解决纷争或惩治对手自然不得使用自卫权，否则便是违反非战公约。许多国家曾声称自己是基于自卫权而进行战争的，但被国际法学者承认的却非常少。国际法上真正的自卫权，只限于为免遭非法的攻击而采取的紧急而且必要的行动。
对第二个问题，他认为，把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通过的这个条约译为“关于战争开始的条约”原本就是一个错误，按照他的意见，该条约的名称应译为“关于敌对行为开始的条约”。[ ] 该条约规定，在没有预先通告的情况下，不得开始敌对行为，通告的形式可以是附有理由的开战宣言，也可以是包含宣战条件的最后通牒。当纷争当事国一方从事敌对行为，并以上述形式表示了战争状态开始的意思后，在国际法上纷争双方就进入战争状态。国际法关于进入战争状态的有关法律效果自然生效。根据他的解释，凡敌对行为，就须有事先的预告，而事先的预告，又成为开战意思的表示，故敌对行为自然构成法律上的战争状态。
第三个问题，即关于开战的效果，他主要是从战时法规的适用，对条约的效果、对契约的效果三个方面进行分析，这些分析与我第二部分的相关介绍基本相同，这里就不再重复。
总之，搞清国际法的有关规定和当时日本学者对国际法的认识，对我们分析日本当时选择“不宣而战”的“策略”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