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文明办 卫生部 全国爱卫会 教育部等


关于开展第十七个世界无烟日活动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文明办、卫生厅局、爱卫会、教育厅（教委）、工商局、广电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明办、卫生局、教育局、工商局、广电局，全国爱卫会各委员单位，中国医学科学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今年5月31日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发起的第十七个世界无烟日，主题是“控制吸烟，减少贫困”。
烟草危害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是人类健康所面临的最大的然而又是可以预防的危险因素。目前全球共有11亿吸烟者，每年导致近500万例可以预防的死亡。WHO强调指出，全球烟草种植、加工和消费消耗了自然资源，加剧了贫困。全世界有75%的吸烟者分布在发展中国家。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现象还存在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影视、体育、文化活动之中，通过时尚活动影响和诱导青少年吸烟。穷人、文化程度低的人更倾向于吸烟，浪费了本该用在营养、教育等必须开支的有限家庭资源。此外，烟草攫取土壤营养，烟草种植使用的杀虫剂和化肥污染环境，烤烟大量消耗森林资源等等都导致了环境的退化。最新研究表明，各烟草种植国近5%的森林砍伐是由于加工烟草造成的。
2003年5月21日，第56届世界卫生大会一致通过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截止2003年底，共有85个国家签约，预计这一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第一部公共卫生多边条约将于今年正式生效。各成员国通过履约将承诺迎接烟草带来的公共卫生挑战，积极处理烟草价格和税收、烟草和贫困、跨国界走私、广告与促销、被动吸烟等关键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烟草生产和消费量最大的国家，分别占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以上。目前全国约有3.5亿吸烟者，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近100万。2002年城镇居民八类食品开支的4.9%用于购买烟草制品,在一些贫困地区该比例甚至超过10%。敬烟送烟仍然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社交礼仪，特别是还存在着公款消费烟草的腐败现象。我国已经于2003年11月10日正式签署《公约》，为了进一步提高全社会对吸烟危害的认识，营造一个健康、清洁、禁烟的良好社会环境，为成功履约打下基础，现将第十七个世界无烟日活动安排如下：
一、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结合今年世界无烟日主题和国际控烟工作的新形势,切实转变观念，学习和宣传《公约》,因地制宜组织开展控烟宣传活动，使广大群众认识到烟草不仅会造成疾病，而且会引发贫困等经济和社会问题。各级卫生、爱卫部门要明确控烟工作的主管部门和职责，建立健全控烟工作组织网络。
二、认真贯彻和严格执行《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关于在公共交通工具及其等候室禁止吸烟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广泛动员和鼓励各部门、社会团体及企事业单位积极参与控烟工作。以创建无吸烟学校、无吸烟医疗卫生单位、无吸烟政府机关办公楼为重点，积极开展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工作，进一步倡导讲文明、讲卫生、讲科学、改陋习、树新风的良好社会风尚。
三、认真贯彻并严格执行《广告法》、《烟草广告管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全国无烟草广告城市认定实施办法的通知》文件精神，在2003年37个城市申报全国无烟草广告城市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开展创建无烟草广告城市活动。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大执法监督检查力度，禁止在各类等候室、影剧院、会议厅堂、体育比赛场馆设置烟草广告，努力消除在其他公共场所，尤其是中小学校周围的烟草广告和变相烟草广告。严格限制在大型体育赛事、公益活动中出现烟草广告，依法查处违法烟草广告。
四、积极组织参加第六次国际戒烟竞赛活动，营造全社会控烟的大环境。国际戒烟竞赛（英文名：Quit & Win）是一个旨在通过积极指导与奖励来鼓励人们戒烟的国际戒烟项目，自1994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次。我国分别于1996年、1998年、2000年和2002年组织参加了国际戒烟竞赛活动，参赛者的一年成功戒烟率达30%左右。中国有2名参赛者分别获得1996年的国际大奖和2002年的西太区洲际大奖。我国已报名参加将在全球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举行的2004年国际戒烟竞赛（竞赛规则等详见附件）。
五、各新闻媒体要结合本次世界无烟日主题及时宣传报道各地控烟活动。各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等大众媒体要积极开展控烟宣传教育工作，拒绝一切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活动。广播影视及文化部门要切实采取措施，逐步减少和消除影视剧中吸烟镜头。
请各地各有关部门根据本通知精神，认真组织200４年世界无烟日活动，并于6月20日前，将活动总结报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如需咨询或索取本届世界无烟日活动和戒烟竞赛活动相关资料，请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联系。
电话/传真：010-83158552
网址：http://www.tobaccocontrol.com.cn或http://www.chinancd.com.cn
附件：1、2004年国际戒烟竞赛规则（译文）
2、2004年国际戒烟竞赛中国方案（纲要）


中央文明办卫生部


全国爱卫会教育部


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广电总局
二○○四年二月十三日

附件1:

2004年国际戒烟竟赛规则（译文）

国际戒烟竞赛起源于世界卫生组织（WHO/CINDI）项目组织的竞赛，目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由WHO无烟行动部门支持的、向所有国家开放的国际活动网络。每个国家遵循共同规则安排本国的竞赛，既可以在全国也可以在限定的地区范围内组织进行。第六次国际戒烟竞赛将于2004年5月举行，要求戒烟时间维持4周，建议计算时间(戒烟日)为2004年5月2日至29日。国际戒烟竞赛规则如下：
一、参赛国家与参赛人
2004年戒烟竞赛面向所有国家。国家成立竞赛协调机构(组委会)组织竞赛。卫生部门的认可和支持是必需的。参加国由一名国家联络员与国际戒烟竞赛协调中心保持联系，获得其信息和材料。
参赛人必须年满18岁，目前吸烟或其它烟草制品，且在竞赛开始前至少吸烟一年。从戒烟日开始完全戒烟至少4周的报名参赛者(注册不迟于2004年5月2日)有资格获得奖金。除各参加国自行设立的各种奖项之外，设有国际超级大奖。
二、参赛方式
参赛者必须填写一份报名登记表并于戒烟日(2004年5月2日)之前送到当地的竞赛组委会。登记表内容包括：姓名、出生日期、性别、住址、电话，每天吸烟次数(每天吸香烟、雪茄和烟斗)，过去戒烟尝试情况(从未、1-2次、3次及以上)，吸烟年数，以及一个证人的姓名和住址。其他问题各地可以因地制宜。
证人必须能够证实参加者有资格参加竞赛 (即每日吸烟者)，并且能够证实吸烟者在竞赛期间的4个星期内的吸烟情况。参加者在登记表中应保证他/她将遵守竞赛规则，竞赛期间努力戒烟并如实陈述事实。参加者必须签名生效。
三、奖励
（一）国家奖
各国自行设立各种奖项。国家奖将在合格的登记者中抽签产生。可能的获奖者在竞赛结束时将立即被取得联系。戒烟情况从登记者，如果有必要从证人处进行调查。为证实完全戒烟的真实性，应采取必要的化学试验(尿可铁宁，呼气中一氧化碳等)。
（二）国际奖
国际超级大奖获得者将在国家主要奖项获得者中抽签产生(每个国家1名)。抽签将集中在一个地区进行。国家取得超级大奖抽签资格的最低标准是至少有100个报名者。考虑到不同国家的人口数不同导致获奖的概率不同，因此各国根据报名数获得抽签票数，每1000人1票。因此，一个有100-999个登记者的国家将得到1票，1000-1999得到2票，2000-2999得到3票，依此类推。
四、竞赛的执行
参赛登记表应该在参加国中通过各种渠道分发给可能的参加者。当地杂志/报纸公布竞赛规则和报名登记表是一个经济的信息传播方式。当地的宣传活动有利于增加参加人数。为有效的开展竞赛，参加国应在不同组织和机构间建立合作，并寻求媒体的有力支持。
国际宣传标语，海报和其他宣传材料，如“2004年戒烟竞赛手册”等将由国际戒烟竞赛协调中心制作并分发。国家和地区应承担当地竞赛的费用。印刷费和奖金等可以考虑国家间的双边合作。
五、支持者竞赛项目(可自由选择参加)
除了为吸烟者组织的戒烟竞赛之外，也可以为希望参加活动的非吸烟者组织支持者的竞赛。这是一种使非吸烟者参加，支持吸烟者并且可避免非吸烟者冒充吸烟者进入戒烟竞赛的一种积极的方式。支持者的条件是必须动员至少一名吸烟者参加戒烟竞赛。如果支持者动员参赛的吸烟者在活动期间成功戒烟，该支持者就有机会参与赢得专门为支持者设立的奖金。
六、评价
各参赛国安排一年后的随访调查，以评价戒烟率和竞赛开展情况。国际戒烟竞赛活动协调中心将在戒烟竞赛一年之后，即2005年5月对每个国家随机抽取至少1000名登记者进行调查。如果参加国登记人数极少，随访的人数也将减小，但不会少于300人。根据当地需要，样本量可以增加。随访的具体过程和核心内容(调查表)将在戒烟竞赛手册中详述。对竞赛的组织也应进行定性评价。
七、国际合作
国际戒烟竞赛得到WHO的支持。国际戒烟竞赛协调中心(芬兰国家公共卫生研究院KTL)将对该竞赛及其国际评价进行协调。国际戒烟竞赛监督委员会对活动进行监督。

附件2：

2004年国际戒烟竞赛中国方案（纲要）

竞赛活动包括5个阶段：组织和设计阶段、动员和培训阶段、报名和竞赛阶段、随访和评价阶段、巩固和延续阶段。
一、组织和设计阶段(2004年1月至2004年2月)
1、组织
由卫生部等国家有关部委、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共同组成全国戒烟竞赛组织委员会及其办公室。成立全国戒烟竞赛专家委员会。各参赛城市成立市级或相应的戒烟竞赛组委会。
2、设计
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负责设计2004年中国国际戒烟竞赛报名手册和随访表，以及相关的软件等。
二、动员和培训阶段(2004年3月至2004年4月)
1、通过媒体开展倡导和动员，包括公益海报、报纸期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宣传戒烟竞赛，鼓励吸烟者报名参赛。
2、培训：控烟办公室组织全国省级控烟机构及各参赛城市（竞赛组委会的组织者和主要工作人员）进行戒烟竞赛规则、与媒体建立联系的方法和信息公布、随访以及相关软件的使用等内容的培训。
三、报名和竞赛阶段(2004年4月至2004年5月)
1、报名登记：
（1）控烟专业机构渠道：以城市为单位自愿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公室申报，报名截止日期为3月20日。当地一切活动经费自筹。经审定备案后，由各地控烟专业机构组织报名登记。
（2）商业连锁机构或互联网渠道：各地（包括参赛城市和非参赛城市）吸烟者还可以通过竞赛组委会办公室指定的商业连锁机构或互联网站等渠道报名参赛。
2、竞赛阶段
（1）媒体宣传报道：动员媒体跟踪报道戒烟竞赛，扩大影响，动员戒烟。
（2）戒烟支持服务：通过开通戒烟咨询热线、开发手机戒烟短信等方式为参赛者提供心理支持。
（3）设奖与抽奖：除国际大奖以外，国内拟设一、二、三等奖若干名，设支持奖若干名；为成功组织竞赛活动的城市设组织奖。5月26日至30日通过摇奖方式抽出各相关奖项候选获奖者(各地设立的奖项分别在当地抽出)。
（4）验证：候选获奖者立刻到指定的检测中心进行检测，获得确实戒烟的证明并公证；支持奖获得者需有相关成功戒烟者证明。
（5）颁奖：5月31日举办戒烟竞赛颁奖大会。
四、随访和评价阶段（2004年6月-2005年5月)
1、竞赛评价：2004年9月各地召开戒烟竞赛工作总结会。
2、一年随访：各参赛城市安排一年后的随访调查，以评价戒烟率和竞赛开展情况。随访的具体过程和核心内容(调查表)将在戒烟竞赛手册中详述。对竞赛的组织也应进行定性评价。
五、巩固和延续的社区帮助阶段（2004年9月-2005年9月）
利用国际戒烟竞赛活动的可参与性和影响力，通过科学运作，逐步培育成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品牌公益活动，并长期开展下去。

关键词: 离婚救济；经济帮助；损害赔偿；家务贡献补偿

　　内容提要: 离婚救济制度的实践与反思，既是婚姻立法中的难点，也是司法实务中的热点。对离婚救济制度的实践效果予以准确把握，是反思离婚救济制度的有效路径。通过反思，捕捉离婚救济制度的立法设计局限和司法运行障碍，找寻离婚救济制度的调适方案，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离婚救济制度奠定基础，进而实现我国离婚救济制度的科学化、严谨化与适用化。

　　自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实施以来，离婚救济制度已经历了10年的实践历程。实践中，有效化解了离婚当事人的人身关系纠纷和财产关系纠纷，发挥了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作用。为确保离婚救济制度适用的科学化、高效化，对离婚救济制度的实践效果进行反思，有助于提升离婚救济制度的严谨化和本土化。

　　一、实践效果

　　离婚救济，通常指对离婚当事人所实行的有关人身和财产的救济措施。具体包括离婚后的经济帮助、离婚损害赔偿和家务劳动补偿。离婚救济制度的实践效果，不仅关乎离婚当事人的人身权益和财产权益的保障，而且关乎离婚救济制度的科学化与实效化。为准确把握离婚救济制度的实践效果，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法典体系中的婚姻家庭法新架构研究》项目组进行了实践调研活动。该调研活动主要在北京、上海和哈尔滨三个城市进行。北京市阅卷法院为海淀区人民法院，审阅2008年审结的离婚案卷143份。上海市阅卷法院为闽行区人民法院，审阅2008年审结的离婚案卷116份，哈尔滨市阅卷法院为南岗区人民法院，审阅2008年审结的离婚案卷120份。具体调研结果，可以帮助我们反思离婚救济制度的适用情况，为完善我国的离婚救济制度奠定基础。

　　（一）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适用

　　通过阅卷，离婚经济帮助制度适用具有如下特点：一是请求经济帮助制度的案件相对较少。在阅卷范围内，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结经济帮助案件共3件，占案件总数的2.1%。上海市闽行区法院审结经济帮助案件共2件，占案件总数的1.7%。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审结经济帮助案件共6件，占案件总数的5%。二是请求经济帮助的主体以女性为主。在上述11件要求经济帮助的案件中，请求主体为男性的案件只有1件。三是请求经济帮助的事由相对集中。主要为无业或失业、无房居住、收入低、抚养子女、身患重病或年逾60岁及其他原因。四是请求经济帮助的方式相对单一。在上述11件要求经济帮助的案件中，经济帮助的方式均为给付金钱，其中请求给付数额1百元以下的3件;2千元以下的1件;6千元一8千元的1件;9千元-1万元的1件;1.5万元－2万元的1件;3万-5万元的2件；其它2件。五是法院准予提供经济帮助的方式多为调解。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具有以下特点：一是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比例不高。在阅卷范围内，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结的离婚损害赔偿案件共9件，占案件总数的6.3%；上海市闽行区法院审结的离婚损害赔偿案件共4件，占案件总数的3.4%；哈尔滨市南岗区法院审结的离婚损害赔偿案件共5件，占案件总数的4.1%。二是请求离婚损害赔偿的主体以女性为主。在上述18件离婚案件中，女性提出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共14件。三是离婚损害赔偿的理由相对集中。其中，配偶一方与他人同居的共6件；配偶一方实施家庭暴力的共10件；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1件；其他事由2件。四是准予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相对较少。在有记载的案件中，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准予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仅有3件。

　　（三）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适用

　　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适用，在北京、上海、哈尔滨的案卷中没有体现。有关家务承担的特点：全部由女方承担家务的比例相对较多；由女方承担、男方协助以及由男方承担、女方协助的比例位居第二。

　　二、制度反思

　　通过阅卷，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离婚救济制度适用的比例相对较低。除当事人自身的原因外，制度设计及司法适用的原因也不可忽视。为此，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探究离婚救济制度的科学化与适用化，有助于保护离婚当事人的权益，促进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

　　（一）离婚经济帮助制度的调适

　　1、正视经济帮助制度适用的局限性。经济帮助制度适用的比例相对较低，除当事人不善于利用法律规范维护自己的权益外，还存在适用经济帮助的条件较为苛刻，帮助的方式较为抽象等问题。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将“生活困难”，界定为依靠离婚后分得的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无疑是非常苛刻的，既不符合人均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的现实国情，也忽略了当事人离婚时生活水平的下降情形。因而，对生活困难的界定，不仅应包括离婚后不能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的情形，更应包括基于离婚前与离婚后的生活水平落差而引起的生活水平下降的情形。为此，拓宽生活困难的涵义，既有助于放宽经济帮助的适用标准，救济离婚当事人；也有助于保障当事人在离婚后生活水平不下降，补偿离婚当事人，贯彻离婚自由原则。

　　2、正视经济帮助制度适用的必要性。调查表明，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请求经济帮助的主体以女性为主；二是请求经济帮助的事由相对集中，即无业、无房、收人低、抚养子女、身患重病等。这是经济帮助适用的前提条件。为此，进一步完善经济帮助制度，将有助于经济帮助制度的具体适用，保障当事人的离婚权益。除适当拓宽经济帮助的适用条件外，还须细化经济帮助的考量因素：首先，明确经济帮助的情形。即离婚时一方生活确有困难，应包括无业、无房、收入低、抚养子女、患病、残疾、丧失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等。其次，明确经济帮助的期限。即以短期帮助为主、长期帮助为辅。如一方年轻有劳动能力、生活暂时有困难的，另一方应给予短期的或一次性的经济帮助；结婚多年，一方年老病残、失去了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另一方应在居住和生活方面，给予适当的安排。[1]短期帮助可在离婚后的2--5年以内，长期帮助可在离婚后的5-10年以内，或视具体情况给予无期限的帮助。再次，确定经济帮助的数额。应兼顾需要和可能，同时参考相关因素：结婚时间的长短、对家庭的贡献、双方的经济实力、健康状况、是否抚育子女、有无职业与居所等。最后，确定经济帮助的终止。当受帮助方另行结婚、经济条件好转、原定经济帮助执行完毕时，经济帮助可终止。

　　3、正视经济帮助制度适用的科学性。通过阅卷，可以感受到有些案件在处理时，往往将经济帮助与家务贡献补偿以及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一并考虑，从而弱化了经济帮助制度的适用价值。为此，审理离婚案件，必须正确处理以下问题：首先，要正确处理经济帮助与家务贡献补偿的关系。对夫妻共同财产的积累与贡献，既包括货币形式，也包括家务劳动形式。故对家务贡献的补偿，无异于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不能用离婚时家务贡献的补偿取代经济帮助制度。然而，当离婚时男女双方的个人财产总值出现差异时，就会引发离婚当事人在离婚前后生活水平的差异。为避免当事人离婚后生活质量的下降导致生活困难，有必要在夫妻财产分割及家务贡献补偿之后，给予适当的经济帮助。其次，要正确处理夫妻财产分割与经济帮助的关系。夫妻财产分割，是夫妻财产效力的体现，也是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的体现。而经济帮助制度，则是夫妻财产效力在离婚时的延伸，是离婚后的一种善后措施，是实质正义的体现。故不能用夫妻财产分割制度取代经济帮助制度。[2]

（二）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调适

　　1、关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难，已成为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难，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是过错事实难以认定。《婚姻法》第46条所列举的请求损害赔偿的事由有4项：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在司法实践中，除重婚行为相对较少外，其他3项事由，在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事由中多有体现。尽管如此，普遍存在举证难的问题。有配偶与他人同居举证难，是因为同居行为相对隐秘，举证面临挚肘。实施家庭暴力举证难，是因为暴力行为发生后，当事人未及时报案或未到医院出具伤情诊断证明。虐待、遗弃家庭成员举证难，是因为家事往往不为外界所知，且知情者不愿出庭作证。上述现实问题的存在，使无过错方难以举证，过错事实难以认定。二是离婚损害赔偿情形的界定过于狭窄。在司法实践中，可要求离婚损害赔偿的情形绝非以上4项。如一方婚前隐瞒精神病史和生理缺陷，婚后经治不愈的；一方隐瞒传染病史，婚后传染给对方致其健康权受损害的，离婚时均可要求离婚损害。[3]三是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难以确定。离婚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前者容易确定，而后者确定较难，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了精神损害赔偿的考量因素，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认知的差异，往往会导致同类案件在由不同法官审理时，会出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差异，影响当事人权益的保障。上述问题的存在，制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导致了离婚损害赔偿制度适用的比例较低。

　　2、关注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完善。自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实施以来，有关完善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呼声便不绝于耳。为此，完善这一制度，需要关注以下环节：一是适当拓宽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情形。即将通奸、卖淫、嫖娼；一方婚前隐瞒精神病史和生理缺陷，婚后经治不愈的；一方隐瞒传染病史，婚后传染给对方致其健康权受损害等情形，纳入离婚损害赔偿的请求范围。二是加强对过错行为的认定力度。鉴于举证难的存在，法院在审理离婚损害赔偿案件时，可适当加大对过错行为的认定力度。首先，对无过错方的举证要求从宽。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70条第1款第3项规定，只要是视听资料的取得，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虽然未经对方同意，也应当采信并作为定案证据。对于无其他证据佐证的无疑点视听资料，只要对方当事人没有提供足以反驳的相关证据，结合案件情况，视听资料证明的事实存在的盖然性高，即可确认该视听资料的证明力。其次，放宽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针对取证难，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证据规定》第17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法院可依职权或依当事人的申请，对知情人进行调查，再将调查笔录当庭质证。[4]三是适当提高离婚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从司法实践看，大凡准予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相对较低。为体现惩罚和抚慰的原则，在过错方的经济承受能力范围内，可适当提高精神损害赔偿金的数额。

　　（三）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调适

　　家务贡献补偿，指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对方工作等承担较多义务的，有权在离婚时要求对方予以补偿。我国《婚姻法》第40条和《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2款均有明确的规定。赋予女性以家务贡献的补偿权，是因为“妻之家务劳动，有用而不可或缺，应无疑问。因有妻之家事劳动，夫之劳动开始得以再生产，因此，夫以其劳务所得之收入，非夫一人劳动之结果，而是夫妻复合劳动之结果。”[5]对家务贡献予以补偿，有利于当事人利益的保障。

　　1、客观评价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效用。家务贡献补偿制度，是2001年我国《婚姻法》修正案新增加的内容。其立法功效在于体现权利义务相一致的原则，但往往被误读为单纯救济女性权益的一项制度。这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家务劳动绝大多数还是由女性承担。在本次阅卷中，显现家务劳动承担的案件，北京共3件，占案件总数的2. 1%。其中全部由女方承担的案件1件，主要由女方承担、男方协助和主要由男方承担、女方协助的案件各1件，分别占相关案件总数的0.7%。上海共5件，占案件总数的4.3%，主要由女方承担、男方协助的案件3件，主要由男方承担、女方协助的案件2件。分别占案件总数的2.4%,1.7%。哈尔滨共6件，占案件总数的5%。其中，全部由女方承担的案件3件，全部由男方承担的案件2件，主要由女方承担、男方协助的案件1件。分别占案件总数的2.5%,1.7%,0.8%。上述数据表明，完全由女方承担家务及主要由女方承担家务的比例相对较高。女性承担较多的家务，无疑是对婚姻家庭生活的巨大贡献。然而，这份贡献，并未包括到社会有效的劳动体系之内，即家务劳动无报酬。家务劳动无报酬，源于“公与私”的二元对立及“男女两性”的性别分工。即在“西方的哲学体系中，公与私是两个可以截然分离的领域，公领域是指公共事务领域，私领域是指私人事务领域。”当公领域和男人、理性联系起来，私领域和女人、感情联系起来，并且赋予它们不同的价值的时候，等级就产生了，不平等就产生了。[6]这种等级和不平等表现为男女两性在公私两个不同领域里的劳动价值的巨大落差—男性在公共领域中的劳动价值被社会承认且被赋予报酬；而女性在私人领域中的家务劳动价值则不被承认且不被赋予报酬。为此，将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纳人婚姻立法中，有助于客观评价家务劳动的贡献价值，有助于体现权利义务相一致的精神。

　　2、客观评价家务贡献补偿制度的价值。在阅卷过程中，没有看到有关家务贡献补偿案件的相关记载。家务贡献补偿制度适用的空缺，耐人寻味。首先，女性家务劳动角色的刻板传承，已成为社会中人的思维定势。习惯化和道德化的角色分工，使社会中人淡忘了婚姻家庭领域的权益保障。同时，也使社会中人不习惯利用家务劳动的补偿制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次，家务劳动价值计算存在盲点。关于家务劳动的价值如何计算，一直存在若干观点。加拿大女权主义理论家本斯通和莫顿在1969年提出：妇女的缝补、浆洗、育儿做饭，虽具有使用价值，但却从未进入过市场，没有交换价值。[7]前苏联的经济学家则认为，若用其他方式代替女性的家务劳动，全社会要付出约相当于每年雇佣1亿名拿工资的工人，其报酬为一年1500亿卢布（当时约合人民币5000亿元）的代价。中国的经济学家也做过测算，如果将家务劳动转化为固定工资支付，每年为420亿元人民币。[8]上述关于家务劳动价值的计算，其计算结果似不能真正体现家务劳动的价值。因为，家务劳动不仅有劳动的强度和质量为表征，而且有亲情和精神的投入。所以，家务劳动的价值不能按家政服务员的报酬计算，而应融合情感与精神投入的价值。为此，客观评价家务贡献的价值，已成为有效推进家务贡献补偿制度实施的基础和前提。

　　注释: [1]参见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