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并非着意对合同违约问题作深层次的探讨，而是把处理合同纠纷案件承担违约责任的常用法律条文及相关的司法解释罗列出来，旨在厘清思路，并将自己的学习体会附于其后，以期对大家在办案过程中有所帮助。需要说明的是，1.本文主要探讨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合同违约责任。2.本文主要探讨用支付违约金的方式承担的违约责任。3.本文主要探讨约定有违约责任，但对违约金的数额、计算标准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
一、对承担违约责任的方式如何表述的问题

在合同纠纷中，对承担违约责任方式的表述有“支付利息”、“支付滞纳金”、“支付逾期利息”、“支付违约金”、“支付迟延履行金”等等。究竟哪种表述更为科学严谨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96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207条规定,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的，应当按照约定或者国家有关规定支付逾期利息。由此可见，只有借款合同才存在支付利息或者支付逾期利息。非借款合同，应表述为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我们常在买卖合同纠纷的判决书中，看到这样的表述：“被告五日内支付原告货款X万元及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计算）。”此种表述错误有二，一、既非借款，何来利息。二、在借款合同中，逾期利息实质是借款人逾期还款时应当向贷款人支付的法定利息及罚息之和，罚息本身就具有违约金的性质。在非借款合同中，逾期付款构成违约，应当参照金融机构计收逾期贷款利息的标准计算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方应当支付的是贷款利息和罚息之和。因此上述买卖合同纠纷正确的表述应为：“被告五日内支付原告货款X万元及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金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逾期贷款利率计算）。”

二、逾期付款违约金应依据何种标准计算的问题

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大致经过了5个演变阶段：1.1994年3月12日以后按日万分之三计算（依据是1994年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法函［1994］10号《关于逾期付款的违约金应依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复函》）。2.1996年5月16日以后按日万分之五计算（依据是1996年5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法复〔１９９６〕７号《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依据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3.1999年2月16日以后按日万分之四计算（依据是1999年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法释〔1999〕8号《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4.2000年11月21日以后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算（依据是2000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0]34号《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的批复》）。以上4个阶段有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个复函、三个批复作为依据，实践当中一般不会有太大争议。下面重点谈谈第5个阶段：

2003年12月10号中国人民银行下发了银发【2003】251号《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该通知第三条规定，“逾期贷款(借款人未按合同约定日期还款的借款)罚息利率由现行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利息，改为在借款合同载明的贷款利率水平上加收30％-50％。”对于借款案件违约的可直接按照该通知第三条执行，但对于非借款案件，由于当事人不可能在合同中约定利息，上述标准缺乏可操作性，故有的法官依然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违约金。而实质上自银发【2003】251号通知下发后，按日万分之二点一计收违约金已失去了存在的法律依据。本人认为，在最高法院出台新的司法解释之前，可在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加收30％～50％，以此作为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标准。比如说，截止到裁判之日，违约期限在一年以上二年以下的，按照一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加收30％～50％；违约期限为二年至三年的，按照二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加收30％～50％；违约期限超过五年，按五年期贷款的基准利率加收30％～50％。加收的幅度，由法官根据当事人的损失、过错程度自由裁量。

三、利息及违约金起算时间的问题

约定有履行期限的合同，利息、违约金从期限届满次日起开始计算，无需多说。

对于没有约定履行期限的合同，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债务确认书、企业询证函或者对账后重新出具的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条，有人认为应从签订之日起计算利息、违约金。本人认为确认书、询证函或者没有还款日期的欠条只是合同双方对债务的重新确认，并未约定还款时间，在债权人首次主张权利之前，债务人不履行债务不构成违约，何以要支付违约金？故利息、违约金应从债权人向债务人第一次主张权利并给债务人一定的合理履行期限届满后开始起算。但实践中，很少有人在主张权利过程中注意保留追讨债务的证据，债权人向债务人第一次主张权利是什么时间的举证责任实际上很难完成。在不能完成此举证责任的情况下，有人认为利息、违约金应从债权人起诉之日开始计算，因为起诉就是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的一种方式。本人认为，从起诉之日开始计算利息、违约金并无不妥，但更为精确的似乎应从起诉书送达至被告并给被告一定的合理履行期限届满后开始起算。由于债权人起诉之日与起诉书送达至被告之日一般相隔较近，对当事人实体权利影响不大，一般很少引起争议。

四、利息及违约金计算截止时间的问题

利息、违约金计算截止的时间直接牵涉到当事人的实体权利，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有较高的利率或违约金计算标准，更是如此。对利息或违约金计算截止时间的表述，各个裁判文书不尽相同。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本人从上网文书中找到一例民间借贷案例，合同双方约定借款10万元，月息2分。判决的主文是这样表述的：“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借款1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XX年XX月XX日按月息2分计算至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94条规定：“民事诉讼法第229条规定的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是指在按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率计付的债务利息上增加一倍”。那么在上述案例中，被告自借款之日至判决确定的自动履行期内按照约定支付月息2分的利息，并无争议。关键问题是未按判决履行义务，进入执行阶段后，是根据判决主文前半段内容按照月息2分计算利息呢？还是依据判决主文后半段内容按照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率的2倍计算呢？上述判决主文的表述自相矛盾。本人曾在执行部门工作过，执行人员通常根据民诉法229条及适用意见294条的规定，按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率的2倍计算利息，而申请人通常要求以判决书主文前半段表述的较高利率计算利息至付清之日。正是民事裁判机构的这种错误表述，使得申请人与执行人员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当事人借款未还，违反的是合同约定的义务，自应从借款之日至判决的自动履行期按照约定利率支付利息。自动履行期过后未按判决履行，当事人违反的是法定义务，即违反了民诉法229条及适用意见294条的规定，理应按银行同期贷款最高利率的2倍计算利息。因此上述案例判决主文正确的表述应为：“被告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偿还原告借款10万元及利息（利息自XX年XX月XX日按月息2分计算至本判决确定还款之日止）。”2009年5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在执行工作中如何计算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问题的批复》，规定了执行款与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的计算方法，“（1）执行款?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清偿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2）清偿的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清偿的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钱债务×同期贷款基准利率×2×迟延履行期间。”此批复印证了上述观点。但是通过近日查看上网文书，发现对利息、违约金计算截止时间的错误表述仍大量出现。



关于“酒店禁带酒水”的几点法律思考

迟行刚


《中国旅游饭店行业规范》规定：“饭店可以谢绝客人自带酒水和食品进入餐厅、酒吧、舞厅等场所享用，但应当将谢绝的告示设置于有关场所的显著位置。”制定行规的目的当然是保护本行业的利益，保障本行业市场竞争中正常有序的发展。虽然这项规定只是行规的一部分，但是其公布引起了消费者的强烈不满。鉴于此，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下，行规在保护本行业利益的同时，如何规范行业的不良行为。针对“酒店禁带酒水”这条行规，拟从从法律角度进行以下几方面的思考。
一、关于告示的合法性
“酒店禁止自带酒水”这条行规，在相关的酒店多以告示的形式在酒店中明显的位置设置。经营者及其赞成者认为这是一种“要约”行为，而不是一种“对消费者有不利规定义务的自制合同。”只要消费者选择了这样做的酒店消费，就意味着接受了“要约”，否则消费者完全可以不进酒店消费。
笔者认为，酒店设置的告示，其实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无效的“格式条款”。所谓“格式条款”，就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订，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合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显而易见，酒店设立的“禁止自带酒水”的告示应是格式条款，讨论的关键在于这种格式条款是否有效。
同时《合同法》第四十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九条规定，“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或者不购买的任何一种商品、接受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消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
第十条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有权获得质量保障、价格合理、计量正确等公平交易条件，有权拒绝经营者的强制交易行为。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两条规定了消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和“公平交易的权利”，这是消费者进行消费时所享有的主要权利。酒店设立“禁止自带酒水” 的告示的行为本身就是剥夺了消费者这两方面的主要权利。消费者进入酒店消费，饭菜和酒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消费项目，当其选定其中的一项进行消费进，完全有权利不选择另外一项消费，也完全有权利选择自带酒消费。酒店以告示的形式排除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
至于消费者公平交易权的被排除更显而易见，当消费者在酒店中需要消费酒水时，按酒店的规定只能从酒店购买，交易是必然的。可是这种交易并不公平。现在酒店中酒水的价格比市场上至少高出50%、1倍甚至几倍。早在1997年，为保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北京市商委、物价局、旅游局联合发布了《关于饮食、娱乐业禁止以不正当价格年利的规定》。规定要求经营餐饮业的企业饮食综合毛利率标准是：五星级宾馆饭店为70%；四星级宾馆饭店为65%；三星级宾馆饭店和特级饮食企业为60%；一、二级宾馆饭店、一级饮食企业为55%；二级饮食企业、特级旅店的餐厅为50%；其他饮食企业和特级以下旅店的餐厅为45%。经营娱乐业的企业，其经营的酒水、食品、冷饮的毛利率不得超过70%。参照这样的规定，如果酒店强行卖给消费者酒水就是一种强制交易行为，就会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而酒店把这种意识以“禁止自带酒水”的告示这种格式条款的形式表达出来，就是在排除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
另一方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酒店设置“禁止自带酒水”这样的告示的最终目的，是要向消费者销售高价酒水，从而获得超出常规的利润。这对于消费者而言，是明显的不公平、不合理。所以这种店堂告示也当在“不得”之列。告示本身的存在，就因为其深层次的暴利诱因，处于“不合法”的范畴。
综上可见，酒店“禁止自带酒水”的规定虽然是行规的一部分，但由于其终极目的保护酒店行业在酒水销售上的暴利，事实上行规在保护本行业利益的同时，却排除了广大消费者的消费自由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初衷由阻止暴利演变成掩护暴利，成为地地道道的行业不良行为的保护伞，从以上分析可见，在酒水销售暴利的基础上的这种行规的告示，应是不合法的。
二、关于现实生活中几类情况的法律思考
很明显，消费者对酒店“禁止自带酒水”的告示非常不满，但这种不满到底激烈到什么程度呢？据某网站近日的一项题为“现在餐厅规定不让自带酒水，你认为合理吗？”的网上调查，结果显示，75.35%的网民表示“不合理”、“非常反感”，没有表态的占15.95%，表示无所谓的人占8.70%，没有一位消费者认为是合理。在刚刚公布的中国消费者协会2002年第5号消费警示中，收取开瓶费和“谢绝自带酒水”一项也赫然在列。而消费者和经营者也因“告示“问题两度对簿公堂。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消费者和经营者会因“禁止自带酒水”这则告示发生什么样的冲突？我们从以下几种状况可以仔细分析一下：
第一种情况：客人自带了酒水，酒店中并无此类酒水销售，酒店坚持告示原则，要么不喝酒，要么喝店里的其他酒。这种情况目前尚无司法判例，但就消费者的普遍权利而言，喝酒是其自由，买酒也是其自由。消费者到酒店消费，自然是要选择一些饭菜类的项目，否则这种消费关系就不会存在。当消费者为了特殊的目的要消费具体品牌的酒水，而店家又无法提供这些酒水时，这其实就是另一消费项目的选择，如果经营者以告示的形式告诉消费者不能喝自己带来的酒水，就是排除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如果经营者强调要喝酒只能喝店堂出售的其他品牌酒水的话，就不仅排除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又排除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而自由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都是消费者的主要权利，经营者以简单的店堂告示就排除了这些权利，那么结论只有一个，这些告示是无效的。
第二种情况：客人未经允许，消费了自带酒水，酒店对客人的行为进行惩罚。这种情况已有司法判例。黑龙江省尚志市一位消费者就因此被酒店罚款200元人民币。法院最后的判决是：酒店退还消费者200元罚款，并撤下“禁止自带酒水，违者罚款”的店堂告示。
这个判例的意义在于其阐述并保护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消费者在酒店消费自带酒水，经营者不得加以限制、消费者也不应该受到任何处罚。
第三类情况：客人在知晓酒店告示后，坚持要求消费自带酒水，酒店采取折中的办法——收取开瓶费。如果店里没有消费者所带的酒水，收取的开瓶费则是该类酒水市价的10%、20%甚至更高；如果店中有消费者自带的那种酒水，那么开瓶费就可能接近该酒水的市价与店家差甚至更高。经营者的理由很充分：消费者一般会使用酒店的酒具，同时也享受了酒店提供的良好的服务氛围。
一般来讲，消费者到酒店消费自带酒水而付出一定的费用是合理的，毕竟这会涉及到酒店提供的酒具和相关服务，关键问题是这个费用的收取比例要合理。目前这个费用多以“开瓶费”的名义按酒水市价的百分比收取。既然是提供相关服务，就该称之为“服务费”，而非“开瓶费”。称“开瓶费”，则费用会因瓶（酒）而异，若是“服务费”就会以提供服务的档次而异。可以想象，在提供相同的服务的情况下，按酒水市价的百分比收取服务费，那么客人消费一瓶茅台酒就会比消费一瓶普通京酒多支出数十元；同样是消费一瓶自带酒水，在不同饭店支出的服务费用基本相同，而接受的服务却大相径庭。甚至消费者即使消费市值很低的自带酒水也要支出不合比例的服务费。这些对消费者而言，都是不公平的，消费者的相关权益都受到一定的侵害。
这类情况也有司法判例。广州市一市民在酒店消费自带酒水时，被收取了20元人民币的开瓶费。诉诸法院后，法院判决酒店退还该市民20元人民币。这个判例的意义在于，其指出酒店收取的开瓶费是违背消费者意愿强迫收取，违背了《民法通则》有关“公平、自愿、等价、有偿”的基本原则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是不合法的。应该讲，法律再一次站到了消费者的一边。
三、关于酒店经营者几点理由的批判
第一点，此项规定是循国际惯例而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认为这项规定是违法的。
我国已经加入WTO，遵循国际惯例、争取早日与国际接轨，这无可厚非，但是就目前我国酒店酒水经营的利润与国际惯例而言，这里所提的遵循国际惯例，只能说是在内容不对等的情况下强调形式的对等。一般情况下，国际饭店业酒水价格利润在10%左右，是消费者基本上可以接受的价位，且消费得明明白白，而国内饭店业酒水价格利润多在100%左右，如此基数，如何与国际接轨？
在国内饭店业酒水经销的暴利基础上，再要求消费者必须消费酒店的酒水，这已经明显违背《民法通则》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这不是违法是什么？违法的不是“禁止自带酒水”的告示，而是告示蕴含的暴利实质。
第二点，酒店是要赢利的，否则投资就无意义。
不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酒店不能打着赢利的幌子去谋取暴利。首先，酒店中酒水的消费是可选择项目，甚至在某种程序上具有附属性。消费者已经以饭菜的消费送给经营者一定的利润空间，经营者就不应该再在酒水销售中谋求暴利。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消费者到酒吧消费时很少抱怨酒水的价格。其次，酒店酒水的利润透明度不够，暴利的影子让许多消费者在是否消费酒店提供的酒水的问题上止步不前，或心有不甘。再次，服务费收取的标准不够合理。应该按照自带酒水的类别、数量依不同档次的服务而非单纯的酒水价格来定标准，这个原因可以解释支出同样的服务费、消费者在高档场所很少异议，而在中、低档场所确是异议繁频的现象。
第三点，现在是市场经济，规矩我来定，来不来你决定。
这是一种近乎无赖的垄断思维。这点理由，不由得令人想起“垄断”的字眼。市场经济下双方都有选择的自由。但是，相对于有行业组织的酒店业而言，消费者的弱者地位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酒店都坚持这个规定，“禁止自带酒水”，消费者在一些不得不去酒店喝酒的情形下，其自由选择权实际上已被这个行规给剥夺了，这本身就是违反了公平交易的法律原则。

现在的社会既是市场经济，也是法制经济。经营者有自主经营的权利，但是也要遵循法律约束的限度，消费者相对于经营者而言的弱势地位，必须有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障其合法权益的实现。幸好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民间组织，中国旅游饭店协会制定的“行规”只能对行业自身提出自律要求，而不能对消费者的消费自由进行限制。当行规与法律发生冲突的时候，自然是法律优先。
消费者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就“禁止自带酒水”的告示所以后的司法判例来看，两位消费者的做法为广大消费者树立了很好的榜样。只有这样，消费者才不会在一些所谓的“国际惯例”面前丢掉自己的正当利益。但愿意以后在诸如“银行向提前偿还住房贷款者收取违约金”、“银行向小额存款者收取费用”等国际惯例在中国推行时，消费者能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
参考资料：
1、《北京青年报》2002年5月24日
2、《中国青年报》2001年11月9日
3、《民主与法制时报》2002年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