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政府


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35号


　　《汕头经济特区动物检疫规定》已经１９９９年８月３１日市人民政府第十届十四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市长　周日方
　　　　　　　　　　　　　　　　　　　　　　　　　　一九九九年九月十六日
　　　　　　　　　　　　汕头经济特区动物检疫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特区动物检疫工作，保障人民身体健康，促进养殖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生猪屠宰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汕头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动物是指猪、牛、羊、马、鹿、兔、鸡、鸭、鹅、火鸡、鹌鹑、鸽等家禽家畜和人工饲养、合法捕获的其他动物；所称动物产品是指动物的生皮、原毛、精液、胚胎、种蛋以及未经加工的胴体、脂、脏器、血液、绒、骨、角、头、蹄等。


　　第三条　凡在特区内从事动物及动物产品的生产、运输、屠宰、加工、贮存、销售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主管特区动物防疫、检疫和动物防疫监督检查工作。
　　各区畜牧兽医主管部门主管本辖区内动物防疫、检疫和动物防疫监督检查工作。
　　市、区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具体负责本级的动物防疫检疫监督工作。市直单位（包括市属动物饲养场、贮存场、屠宰厂、肉类联合加工厂和动物产品冷藏厂等单位）由市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负责，区属单位及区属以下单位由区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负责。
　　各级工商、卫生、环保、公安、贸易、交通等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各自的职权范围，配合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做好动物及动物产品的防疫、检疫和动物防疫监督检查工作。


　　第五条　进入特区商品流通领域的动物及动物产品，必须经过检疫，并符合动物防疫标准。严禁屠宰、加工、运输、储存、购销染疫、病死、毒死和其他死因不明、无检疫证明的动物及动物产品；严禁生产、销售其他不符合动物防疫标准的动物及动物产品。

第二章　运输检疫





　　第六条　动物及动物产品运出特区的，货主须在启运前３天内向市（区）的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办理运输检疫手续。


　　第七条　从特区外调入的动物及动物产品，货主应在抵达后６小时内向市（区）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申报验证或抽检。


　　第八条　从特区外调入的动物冻肉须有调出地检疫证，并在胴体加盖验讫印章。采购单位应提前５天将进货计划报告市（区）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动物冻肉运达后，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根据需要可抽样监测。


　　第九条　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承运人，必须取得有效检疫证明后方可承运，并遵守以下规定：
　　（一）在特区范围内运输的，动物凭当天动物产地检疫合格证明承运；动物产品凭当天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承运。
　　（二）运出特区的肉用动物凭该批动物的出县境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其有效期最长７天；动物产品凭出县境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其有效期最长３０天。
　　（三）调动种用、乳用动物，凭市（区）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特种疾病检验合格通知书及动物产地检疫合格证明或出县境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其有效期２０天。

第三章　定点屠宰检疫





　　第十条　特区内对生猪等牲畜实行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的管理办法，坚持屠宰、检疫、经营三分离原则。


　　第十一条　设置定点屠宰厂（场），必须符合下列动物防疫条件：
　　（一）有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核发的《动物防疫合格证》；
　　（二）有必要的检验、屠宰设施及仪器和设备；
　　（三）有相应的检验工作制度、管理制度及其保障措施；
　　（四）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　市（区）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负责对进入定点屠宰厂（场）屠宰的动物实施检疫。
　　牲畜凭有效的动物产地检疫合格证明或出县境动物检疫合格证明进入定点的屠宰厂（场）屠宰，无检疫证明不得进厂（场）屠宰。


　　第十三条　动物屠宰的检疫检验，应严格按国家检疫检验程序进行。经检疫检验合格，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派出的动物检疫员出具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并在胴体加盖验讫印章，凭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出场；经检疫不合格的动物、动物产品，由货主在动物检疫员监督下作防疫消毒或其他无害化处理，无法作无害化处理的，予以销毁，所需费用由货主承担。


　　第十四条　动物经屠宰检疫合格作为食品的，其卫生检验、监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规定办理。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五条　凡专门从事动物的饲养、经营和动物产品生产、经营的动物饲养场、屠宰厂（场）、肉类联合加工厂及动物产品冷藏厂等单位，必须向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申请登记，领取《动物防疫合格证》，凭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领取营业执照。
　　《动物防疫合格证》实行年审制度。


　　第十六条　新建、扩建、改建与动物防疫有关的动物饲养场、贮存场所、屠宰场、肉类联合加工厂、其他定点屠宰场（点）和动物产品冷藏场所，须事先经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方可施工；竣工后经畜牧兽医主管部门验收合格，方可投入使用。


　　第十七条　动物检疫员经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培训考核合格后，由省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发证，执行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检疫。


　　第十八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必须依法做好“定点屠宰、到点检疫”工作，对报检的动物及动物产品办理检疫手续的时间最长不能超过１２小时。


　　第十九条　动物检疫局、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执法时，必须统一着装、佩戴标志、出示证件。


　　第二十条　动物及动物产品的销售、运输、屠宰等，必须根据本规定使用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动物产地检疫合格证明、出县境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动物及动物产品运载工具消毒证明、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出具境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明和动物防疫监督管理书、证。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按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反第五条规定，收购、屠宰、加工和销售染疫、病死、毒死和死因不明的动物及动物产品，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和有关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经营，立即采取措施收回已售出的动物、动物产品，没收违法所得和未出售的动物及动物产品；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五倍以下的罚款，由发证机关吊销《动物防疫合格证》。
　　（二）违反第五条规定，经营依法应当检疫而无检疫证明的动物及动物产品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停止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对未售出的动物及动物产品，依法补检，并依照本规定第十三条的规定办理。
　　（三）违反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对货主和采购单位处以２０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第九条规定，运输动物及动物产品，无检疫证明、检疫证明过期或者证物不符的，以及承运染疫、病死和其他不符合动物防疫规定的动物及动物产品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对托运人及承运人处以运费３倍以下的罚款，其动物及动物产品按有关规定处理。
　　（五）违反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责令其停止营业，限期补办手续；拒不补办的，处１００００元以上３００００元以下罚款。
　　（六）违反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年审逾期３个月以内的，处以３００元以上１０００元以下罚款，逾期３个月以上的，吊销其《动物防疫合格证》。


　　第二十二条　违反本规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四条　阻挠、围攻、刁难、殴打执行公务的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五条　动物检疫员违反操作规程，出具虚假检疫证，出卖检疫证、章、标志，玩忽职守的，由所在单位或上一级主管部门视情节轻重进行批评教育，或者给予行政处分，并追缴其违法所得；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动物防疫监督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的，由所在的行政部门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七条　演艺动物、实验动物、观赏动物的检疫工作，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进出口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检疫，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九条　犬类饲养及检疫，按照《汕头经济特区限制养犬规定》执行。


　　第三十条　潮阳市、澄海市、南澳县的动物检疫工作，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现代环境法基本理念的伦理诠释

屈振辉


【摘 要】当代环境危机的加剧导致了现代环境法的产生，但现代环境法的真正形成却是基于现代环境伦理中的某些特殊理念。现代环境法发轫于现代环境伦理，其理念与现代环境伦理的理念之间具有许多相通之处。本文试图通过已经比较成熟的环境伦理理论研究现代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从而揭示出二者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
【关键词】现代环境法 现代环境伦理 理念 逻辑联系

理念是进行一切理论研究的起点，它最初仅是一个哲学范畴。在西方哲学史上，众多哲学家都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理念进行过不同的阐述[1]。时至近代，理念的哲学内涵被逐渐泛化成为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的代称，这就为理念被引入各个学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法学是兼顾法的现实（应然）和理想（实然）的现代科学，它对后者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对理念的关注之上。法的理念是对法的应然规定性的理性认识，它必须借助思维的高度抽象才能得以实现，对它的探究也因而颇具哲学韵味。现代各部门法都非常重视对自身理念进行研究，其中尤以现代环境法表现的最为明显。在一般法律部门之中，法先于法的理念而出现，后者是对前者的归纳和抽象；但在现代环境法之中，法的理念[2]却先于法而形成，后者是对前者的演绎和展开。这种特殊关系使得现代环境法极为重视对自身理念的研究，这一研究也因此更具有极其浓重的哲学色彩。与众多法律部门相同，现代环境法的理念也要通过一系列的价值判断来表达；但这种价值判断却极为特殊——它在通过环境伦理的诠释之后具有许多独特之处。本文正是基于以上认识，试图通过已经比较成熟的环境伦理理论研究现代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从而揭示出二者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
一、环境秩序
秩序是人类价值理念中的古老范畴，古今中外众多学者都对其进行过论述。尽管它们的具体表述各不相同，但都普遍认为秩序即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秩序是人类进行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人们必须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秩序之中。秩序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区分为很多种类，但本文着重研究的是其中两对分类，即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道德秩序与法律秩序。人类对前一种分类的认识同样久远，但相对自然秩序而言，人类更为重视社会秩序。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凡是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的地方都建立了社会生活的有序模式，而道德和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机制亦得以普遍确立，是为后一种分类。法律旨在创设一种符合伦理正义的社会秩序，以促进人类价值的实现；而伦理道德则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合乎法律秩序的前提必须在伦理道德中探寻。但无论是道德秩序还是法律秩序，在现代以前都被仅限在社会秩序领域而并未深入到自然秩序领域。当人类社会进入现代阶段，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迫使人类不得不重视自然秩序问题，而这种重视首先就是从道德秩序开始的。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促使了人类环境保护意识的产生，人们以这一意识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社会规范就是环境伦理。对人类而言，井然有序的生态环境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追求，而环境伦理正是这种价值追求的直接产物，它一经产生便内含了秩序的理念。环境伦理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环境秩序的产生离不开环境伦理的理论支撑。人类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他们的各种活动都必须遵循生态规律并受其支配。自然环境拥有不依赖人于而独立存在的内在价值，人们在充分享受利用自然环境的权利的同时，也应当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保护自然环境的重任[3]。在这种权利与义务之间难免会存在着矛盾，而这也正是导致各种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它是无法通过传统的社会秩序加以解决的。这就意味着必须建立起一种能将自然和社会很好结合并能凌驾于其上的秩序，专门用以协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环境秩序。环境秩序所指的并非仅是一种自然秩序，而是包括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在内的一种复合秩序。这种秩序具有人与其他物种以及人与整个生态环境和谐、有序的两重含义，其实质要求是要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合乎规律的正常状态。任何物种出于其生存和发展本能都能自发地维护本物种的内部秩序，但人类却能在其意识指导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创造和选择，通过维护社会秩序来维持整个自然环境的秩序，而这同样需要运用道德和法律等社会控制手段，环境道德秩序和环境法律秩序也因此形成。在环境秩序的维护过程中，环境道德秩序是环境法律秩序的产生渊源，它以“应然”的价值指令把社会生活引向理想层次，使人们在立法时总是将关爱自然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追求蕴于法律之中[4]，从而构成了环境法律秩序的基础。现代环境法所追求的是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秩序理念，它最初源自于以环境伦理为构造基础的环境道德秩序；而它的确立又为环境道德秩序的确立提供坚强的后盾，从而成为了环境秩序的有效实现形式。
二、环境正义
在人类社会中，正义与偏私是对孪生兄弟，二者相伴相生、形影不离。正义与偏私的共存具有长期性，只要现实中还存在着后者，人们就不会放弃对前者的追求。人们无时不在追寻着正义，但却始终未弄清其确切含义，以至于有人认为“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可随心所欲地呈现出极不相同的模样”[5]。正义在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所显现，最主要的是体现在法律之中。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法律正义。正义无论就其本义还是就其沿革而言都不仅限于法律领域之内，在法律正义之外还普遍存在着道德正义。道德正义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的需要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而法律正义是一种通过创制和执行法律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行为而形成的理想关系[6]。道德正义先于、大于和高于法律正义。为保障正义的切实实现，道德正义必然要向法律正义转化，而环境正义的发展正遵循了这一轨迹。人们对环境正义问题的关注，最先是由环境因素引发的社会不公正，特别是由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环境保护中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所引发的[7]。而这正应验了罗尔斯的理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8]。但我们对环境正义的理解却不能仅限于此。环境正义的出现虽然对环境伦理提出了挑战，但环境伦理对环境正义的影响也不可否认。环境伦理将正义的范畴从代内之间拓展到代际之间并进而被引入人与自然之间，主要强调了环境权利与义务在后两者之中的合理分配问题。自然资源是为人类所共享但又不独享的财富，它必然要在代内、代际与种际之间进行分配，而环境正义正是对这三种分配的方式与结果是否公正、合理的判断。环境正义的实质是有关分配的正义，其核心在于要求实现自然资源在当代人之间、异代人之间和不同物种之间分配的公正和合理，因而它在构成上包括了代内正义、代际正义与种际正义等三个层面。代内正义要求代内的所有人在利用自然资源和享受良好环境时，都应毫无差别的平等享有权利并合理承担义务。代际正义的实质是自然资源利益上的代际分配问题，即自然资源利益上的代际共享[9]。种际正义则将人类视为自然界的一员，要求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成员，在享有生态利益与承担生态责任上都应当平等；尤其是强调人类与自然界进行利害交换时，必须遵循生态规律，与其他物种共享资源，并受到自然公平的约束[10]。环境伦理的产生先于现代环境法，环境正义在后者产生之前就已以道德正义的形式存在了，它为后来以法律正义形式出现的环境正义奠定了基础。“理性的立法者们总是依据道德正义来制定法律，道德正义成为他们的法律原则的起点和支点”[11]。在国家的立法活动过程中，环境正义的伦理主张为国家法律的规定所确认，从而完成了从伦理理念到法律理念的转变，现代环境法的环境正义理念得以正式形成。
三、环境安全[12]
安全的本意是指主体对预期利益或既得利益能够持续、稳定存在或当然实现的心理期望。它虽然是为法所普遍追求的重要价值理念，但其具体表述却因法律部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它在公法中主要是指国家统治、管理的稳定有序，在私法中主要是指市民人身、财产的不受侵犯。人类社会自进入近代以来，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干预能力显著增强且极度膨胀，以至足以对整个生态系统构成威胁从而成为巨大的潜在危险，环境安全的理念正是以此为背景而得以显现的。环境安全主要是指保持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处于良好或不受不可恢复的破坏的状态，保障一切自然事物不受突发性外力破坏而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以防止因环境质量状况恶化、自然资源日趋枯竭而导致的发展能力削弱和社会秩序紊乱[13]。传统部门法也注重安全问题，但其关注对象始终较为狭窄，仅限于个人、社会等领域，至多不过扩展到国家领域；而现代环境法却其将关注的对象扩大到人类甚至整个生态环境领域，从而超越了以往任何法律安全理念的范围。这种超越表面看似是法律自身发展的产物，但究其本源它却是环境伦理理念演进的结果。不正当的人类行为是众多严重影响环境安全因素中的最主要者，它的形成恰是由于人类关爱自然的道德观念缺失所致，因而“现代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人性的危机”[14]。既然人是影响环境安全的主要因素，那么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必然在人的自身中寻找。绝大多数的环境风险是由人类行为的失控所致，人类要摆脱它以实现环境安全，必须首先从道德价值取向的角度检讨其对自然的态度、规范其对自然的行为。作为从伦理视角为环境保护之依据进行诠释的道德理论，环境伦理的产生表达了人类试图运用道德力量控制自身行为、实现环境安全的期望。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中介，环境伦理借助善恶、正邪、荣辱等范畴和标准实现了其对环境安全的道德控制。而与此同时，环境伦理承认资源的代际有限和自然的内在价值，要求人类在活动时必须考虑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承认和尊重自然和其他生命存在。在环境伦理的视野里，安全不再仅限在人域之内，而是被扩大到整个自然领域，成为一种特有的价值理念即环境安全。与其他安全问题相比，环境安全不仅具有整体性、不可逆性、长期性和全球性等特点[15]，而且更具有终极决定意义——离开了环境安全，任何安全都将不复存在。鉴于环境安全如此重要，它亦被现代环境法确认为其重要的价值理念。环境安全是法律安全价值体系的基石，离开了环境安全而谈论其他任何安全都将毫无意义。对环境安全的关注并非始于法律产生之时，而是环境伦理观念嬗变的结果。只有得到环境伦理的理论支持，环境安全才能成为现代环境法的价值理念，或者说环境安全的伦理内涵是其法律含义的理论基础。
四、环境效益
效益是效果和利益的合称，其泛指一切行为所产生的有效结果。它原是经济学领域里的术语，主要是指产出与投入之比的最大化；法学研究中也经常涉及这一概念，其意指法律实施的现实结果与目标期望之比的最大化。作为现代环境法中的特有价值理念，环境效益是上述两重含义的统一。人类在自然资源利用中的低效率是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和谐又是他们所普遍希望的生活目标，前一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后一目标的实现。以上矛盾的存在使现代环境法始终高度重环境视效益问题，并将其作为实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17]。传统部门法对效率的关注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其重点在于合理分配权利、义务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而现代环境法对效率的关注则扩大至生态领域，它所追求的是其在实施过程中所取得的合目的性、合社会需求、合乎生态规律要求的有益效果。相比传统部门法而言，现代环境法更为重视生态效益，并确立了其在整个效益体系中的优先地位。导致这一转变的因素众多，环境伦理便是其中之一。效益是社会中最重要的一项美德[16]，人们对它的探讨也必然与伦理有关。对环境伦理不甚了解的人普遍存在着这样的误区，即认为环境伦理与提高效率完全背道而驰，讲求前者必然阻碍后者。不可否认，在环境伦理的诸多流派中，确实存在着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要求停止发展经济以保护环境的一派主张，但这并非环境伦理的主流。环境伦理所反对的并不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而是忽视自然资源价值且毫无限度的利用方式。“生态环境伦理问题也是一个经济伦理问题”[17]，环境伦理不可能也不应该规避效益问题。但“效益”一词的内涵在环境伦理与经济伦理中毕竟有所不同：在前者中不仅包含着对后者的追求，而且更包含着对社会整体效益和整个生态效益的追求。在环境伦理领域里，环境效益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复合体。三者的位阶逐级递进，生态效益在其中不仅属于最高部分、处于优先地位，而且还是其他各项效益得以实现的基础。当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发生冲突时，应当首先考虑生态效益，决不能以牺牲生态效益为代价来换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人类的各项活动只有符合生态规律的基本要求，才能真正获得和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环境伦理对环境效益的重视也影响到了现代环境法领域。在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三者的关系问题上，普遍存在环境优先、经济优先和可持续发展等三种理论模式。环境伦理领域里对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相协调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合理性的充分论证，促使现代环境法最终选择了第三种理论模式，并将其确认为首要基本原则。
现代环境法的价值理念体系非常庞复杂，文中表述碍于篇幅有限尚不深入、全面。加之理论界对某些价值理念的界定仍有分歧（如环境民主究竟属于理念还是原则），某些价值理念之间的界线尚不明显（如环境公平、环境公正与环境正义），笔者碍于学识有限不便妄加揣测。但应当指出的是，现代环境法的整个价值理念体系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每个价值理念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内在逻辑联系。在这个价值理念体系中，环境安全、环境正义和环境效益分别属于首要价值、根本价值和基本价值[18]，而这些价值的实现都离不开良好环境秩序的存在。这些基本价值理念从其规律上讲，是对现代环境法本质的抽象和概括；从其目的上讲，是现代环境法价值构成、价值标准、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反映。对现代环境法的研究当然不能仅限于价值理念层次，但这将不可否认地成为我们日后对现代环境法的研究深入原则、制度层次的理论基点，现代环境法无论是其原则还是其制度都无不是其基本理念的展开。
[1] 参见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0-21.
[2] 现代环境法的理念源自现代环境伦理,它最先与其说是一种法的理念, 还不如说是一种伦理的理念,即环境伦理的理念.
[3] [美]罗尔斯顿著、杨通进译.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
[4] 李建华.法治社会中的伦理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9.
[5]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52.
[6] [美]庞德著、沈宗灵译.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3.
[7] 王韬洋.“环境正义”——当代环境伦理发展的现实趋势[J].浙江学刊,2002,(5),174.
[8] [美]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
[9] 陈泉生.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17.
[10] 杨方.道德正义和法律正义[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4),17.
[11] 郑少华.生态主义法哲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70-171.
[12] 本段写作部分参考了罗正南.伦理调控——保障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D],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4,12.
[13] 周辉、陈泉生.环境法理念初探[J].时代法学,2004,(2),63.
[14] 曹孟勤.人性与自然:生态伦理哲学基础反思[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大学出版社,2004,139.
[15]
[17] 王秀红.效率与公平——论环境法价值的冲突与协调[J].广西社会科学,2005,(7),61.
[16] 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17.
[17] 黎尔平、张新蕊.生态环境伦理问题也是一个经济伦理问题[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9,5.
[18] 参见郭炯.论环境法的价值取向[M],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